近期这个神圣的国度又发生了很多流氓土匪的故事，让人对天朝圣国愈加无语。环视未来，我感到深入骨髓的寒冷与悲望。
无比怀念起李敖，这位和蔼可爱的英雄斗士。
朝阳给我准备了一个“http://李敖.com”，但我很难找回原有的激情，去网络李敖天下的咨询。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随时有可能被天朝的轮齿碾成齑粉。
我是80后，是中国正值青春的一代人，是所谓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群体中的一名。时代赋予我们伟大使命——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然而，在天朝圣国，一切光彩的设计都如桎梏。其实我更想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表达我的“草泥马之怒”。
我们无法通过努力获得公正的成功，因为这是天朝；我们也无法寄望梦想能够追求，因为这是天朝；我们没有明天，因为这是天朝。
无比怀念李敖，看到他，心中就照耀着阳光。“在这样一个年代，也就李敖值得一见了。”
转子尤的《李敖看我，我看李敖》
给李敖写信当时更真切的想法是“记”，而非“寄”，只是想把一些看法记下来。平时我也有这个习惯，比如当想到一些事会在信上写下“亲爱的”，然后就开始奋笔疾书，也没想是给哪个“亲爱的”。再说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寄呢。
后来有幸由朋友转交，并没有回音，我也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继续自己的生活，因为治病养病是更重要的，而李敖的书在我病房里那浩如烟海的书堆中只是很少一部分。就像我跟记者解释的那样，如果张爱玲活着我也会给她写信，但我转念一想，张爱玲性情古怪，估计不会给我回信，而李敖与她不一样。
李敖对于我一点儿不陌生，他一口的北京话，而那些台湾人，反而显得与他有天生的区别和隔阂。李敖小时候住在内务部街，在新鲜胡同上小学。而我妈妈小时候就住在那一带，我妈妈和大姨都是在内务部街上的学，分别是七十二中和二中。所以李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端着架子的，而像一个胡同里的老爷爷，近在咫尺，从我身边走过，两个人问好，微笑。
我在信里谈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因为他就很不适应学校生活，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读的课外书愈多，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还说：“时光倒流，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从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
李敖是个很独立的人，且有傲骨，他就是觉得自己学比在学校学收获更大，而他认为教育是冷冻机的看法也与我惊人吻合，我自然要与他聊聊，这种聊毫无顾忌，谈天说地，无所不涉，不是追星fans的抬头仰望，而是一老一少，平起平坐的“旅行”。
很多关于李敖来看我的报道，都会把我写成不折不扣的“李敖迷”，或者将我们描写成”老少狂人”。其实我三月份就开始写信，只为记下心得，李敖要来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当时我还以为他此生都不出台湾了呢，难道要我把他从台湾叫回来？而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不崇拜李敖，反而显得我更狂了。其实我想，不选择“抬头仰望”的方式与他交流，就是因为当人有了足够的思想高度时，就不会轻易被左右，而能够冷静面对一切，自然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想。而我也不会在信中请求他来，李敖也不是被呼来唤去的主。每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时，都会称其为“李敖大师”，但我自始至终没说过大师二字，给他题字时也只是写“李敖爷爷”，使得他对此“不满”。
在台湾媒体来采访时，我是这样说的：“我就像李敖爷爷一样，不随便崇拜人，我只是欣赏他，将他的人生铺展开来，让我知道，人也可以这样活着，他做了我们所不能做，说了我们所不敢说，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和痛快的。其实李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就是他自己。”
9月21日上午，我在看凤凰卫视直播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不时的有电话和来人。临近中午，凤凰卫视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拍病房环境。我当时面目僵硬，穿着漂亮衣服，说不紧张不可能，应该说当时我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自己紧张了，属于脸不变色心乱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太不一般了，李敖12点来，而我是给自己逐渐施加着压力。妈妈到阳台往下看，简直就是人满为患、人声鼎沸、人山人海……反正就是人多得不得了，当然记者居多，他们都被拦在了警戒线外。突然，我听见楼下传来喧闹声，然后有人说：“来了来了！”因为我无法用眼睛追寻过程，只能用耳朵来想像，只听得楼道里脚步声密密麻麻，如钱塘江大潮般袭来，霎时间我有种要被淹没的感觉，没有紧张激动，只有默默接受，脑海只闪现两个字：来了。
我靠在床上望着门口，等待李敖的出现。然后，李敖就出现了，仍是穿着刚才在北大演讲时穿的深色西服、白裤子，打着一条红领带。因为每天都看《李敖有话说》，看着他做动作、说话，当他在我面前展现我所熟悉的这一切时，我觉得好有意思，他就像从电视里跑到我眼前。
李敖非常谨慎，说不跟我握手了，走到床边，墨镜后的小眼睛审视着我，如变魔术般拿出一本小书，正是我在信中提到想找的《教育与脸谱》，这是1964年版文星丛刊之75，他笑着说：“我带来了你没有的东西，我留着不写字，到这儿再写。”又说：“我没想到你这么高。”说话间坐到了椅子上，拿出自己心爱的钢笔，似乎铆足了劲要证明自己的“一级棒”字。他说：“我用你们的话来写”，在扉页上写道：目有余子尤其是你。写完就说：“先给妈妈过目。”
而我也不落后，将自己的《谁的青春有我狂》拿出，上面有我刚刚整齐写过的字，我笑着跟他说：“字没你好。”说完便大声念道：“你也曾青春似我，我也会快意如你；谁敢喊虽千万人吾往矣，谁又将两亿年握在手里。9月21日（构思于9月19日下午，其时你在天上）。”李敖听罢，说了声“好！”两人心有灵犀，不言自明。
自始至终，李敖都与我保持距离，尊重着我的病人身份，我不禁想起几十年前，青年李敖初次见胡适时对他的描写：礼貌周到，亲切可人。现在我要说，李敖也配得上这八个字，其老辈风范一展无遗，很是感人。我给李敖展示自己的伤口，他又笑着说起自己的病。我想到17岁的李敖看到钱穆时的情景，他觉得钱穆个子很小，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李敖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时光流转，眼前坐着的李敖爷爷就不怕我看他，心里也对他有不好的印象吗？哈哈。
我要送李敖到楼下，李敖坚持不让。我坐在轮椅上，同李敖一起坐进电梯下到一楼，电梯中我抓紧时间问他：“你对死亡恐惧吗？”李敖说：“原来有，现在不了。”没等他说完这话，电梯就到一楼了，我被推到医院门口，然后就看见了在电影里才会看见的场面，门前小小的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对面的门诊楼的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探出来的头。闪光灯几乎比那天毒辣的阳光都要强烈，我要求从轮椅上站起来，与他并肩站着，因为我这样挺拔的身材，坐在轮椅上照相岂不是可惜！不就更印证了“探望病童”的概念？于是我站起来，和李敖并肩站着。我转头看着他，看着一张七十岁的脸，想从中找寻出什么。他在书中写了那么多自己的信念，理想，但那毕竟是文字。而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七十岁依然在战斗着的人。我曾经感动于他那句“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他说过：“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如今，我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也终将要行进起来，走上前去……
我抓紧时间又问他：“你想过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问题也源于我病床上的思考，比如说李敖，他来到这世界上，奋斗了七十年，时光匆匆流过，他满意吗？来到这世上只为了这曲折奋斗的七十年吗？
他笑着回答：“这要问我爸爸妈妈。”接着就被工作人员带着下了台阶，上了车，当时的情境太紧张，太快了，也不是个说话的场合，不过我对这两次简短的谈话还是很满意的。
突然想起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在这样一个年代，也就李敖值得一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