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0年6月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

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肖伯纳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华

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亨利·大卫·梭罗

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 “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埃里克·弗罗姆

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印度甘地

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在任何时代，爱国主义者都是傻子。”——亚历山大·蒲柏

“当整个国家大声叫嚣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不得不探究他们手掌的洁净和心灵的纯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爱国主义在美国是容易理解的。意思是通过留心你的国家，留心你自己。”——卡尔文·柯立芝

“爱国主义是一种真实的责任感。民族主义则是一直在自己的粪堆上喔喔叫的傻公鸡。”——理查德·爱尔丁顿

“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寻麻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2010-06-26 09:27:5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山西平遥古城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对于该县各行政部门来说，这个文化遗产却是一项负担，他们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来自各处的公务旅游客人。最多的时候，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由此，该县损失门票1200多万元。这还是小事，各部门还需要倒贴钱：为客人提供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吃、住及礼品。

平遥县各个部门的公务接待苦恼，反映了当今一些基层政府真实处境。这里所说的基层政府是指县、县级市和乡镇级政府。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两级政府属于“亲民之官”，也即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政府。而这两级政府在整个政府架构中地位低，也让优良治理困难重重。

基层政府依赖上级

从平遥推及开，在现有的政府间体系中，高层级政府的权力是制定法律与政策，执行的责任基本上落到县和乡镇政府肩上。因而，高层级政府的权力是抽象的、广泛的，责任却相对概括；与此相反，基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责任却是十分广泛而明晰的。

上级政府根据这些广泛的责任来考核、监督基层政府，各部门都会要求基层政府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资源，来执行自己的决定，完成自己布置的任务。

这些年来，上级政府陆续施加给县和乡镇政府的“一票否决”项目，就达到数十种。面对这些“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不少基层政府疲于应付。

在这些自上而下的广泛的监督权面前，基层政府官员就显得比较软弱。基层政府官员为了升迁，需要尽最大努力给上级政府留下良好印象，各个部门也需要尽最大努力博取上级对口部门的好感。

对于“上面”的人，基层政府必须好生招待，而不敢轻慢。公务旅游招待就成为基层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事务。所有地方官都在抱怨迎来送往的麻烦，但所有地方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

对于公事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财权的分配也不利于基层政府。

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首先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当时的分税制方案没有明确省与地市、地市与所辖区县、县与乡镇这四级政府之间的税权分配原则，正式的分税制方案背后的权力配置原则开始发挥作用：省级及省级以下政府纷纷效仿分税制，对下级政府实施“省级内部分税制”。

简而言之，上级政府从下级政府那里拿走稳定的、重要的主体税种，给下级政府留下分散的、不稳定的税种。这样，到了县、乡镇两级政府，就只是少许小税种。农业税取消后，乡镇的税收收入变得更少。

财政是政治的本质所在。税收分成越到基层越少。在经济相对不甚发达的地区，政府财政只能维持在“吃饭财政”的水平上。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债务和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有专家估计，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大体是40%的财权60%的事权，其中20%的差额就依靠转移支付来平衡。实际数字恐怕更大，统计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为7733亿元，2006年为9557.2亿元，2007年则达到13991亿元，这还不包括省一级政府对其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这些数字表明，在财政上，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在不断强化。

转移支付存在缺陷

专项拨款范围十分宽广，覆盖了几乎所有预算支出科目，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

不少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在各地区间的分配，都缺乏必要制度约束，分配过程随意性较大，客观性较差。

也就是说，上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转移支付的对象、规模，拥有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这样的财政制度下，基层政府能否获得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否获得更多转移支付，就要看地方的游说能力。由此就导致了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现象。

上至省政府下至县政府，乃至县的某些重要部门，纷纷在北京设立“驻京办”。这些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就是了解各个部门的转移支付信息，编织关系网络，争取项目和资金。同样，各县、有些乡镇也在省城设立驻省办，从事几乎同样的工作。

为了获取资源，基层政府如此花费巨大成本主动向上运动，那么，当上面的官员来到本地，基层政府官员当然也会热情招待。

应给基层更多权力

回顾中国历史，在宋元之前，地方治理受到高度重视。最典型者是汉代，《汉书·循吏传》记载：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处所谓二千石是指郡守，按照汉代的官制，他的品级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长官——九卿——相同。

这样的精神也向下延伸及县官。县的长官为县令或县长，秩千石或六百石，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副手相当。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因而非常重视郡守的人选。

到元代，地方官的权威下跌，中央官员与地方官的品级差别迅速拉大。明清时代，县级官员跌到七品，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悬隔天地，成为所谓“芝麻官”。

如果资源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监督也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在这样的结构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等级，处于权力基层的乡镇与县这两级政府，当然就被置于最为不利的地位。基层官员在上面所有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疲于奔命。

而这种架构，让民众无法享受到优良治理。社会治理是好是坏，取决于基层政府是否有效地、合法地执行法律和政策，取决于基层官员如何对待民众，能否有效地供应公共品。因为，最底层的官员是“亲民之官”，只有他们与民众直接打交道。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感受。

引导基层更关注民意

如果基层政府地位低，基层官员压力巨大，不可能造就出优良治理秩序，民众对基层政府不大可能有好印象。

原因很多，举例说明：上级向基层政府压下各种考核指标，基层政府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没有办法逐个认真执行。当某个部门加大压力，基层政府被迫严格执行。为此，不得不采取超常规办法，比如发动“执法运动”。

在此过程中，民众权利当然会受到忽视，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一些“一票否决”制度迫使基层政府进行一次又一次运动式执法活动，导致民怨。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向民众供应最基本的公共品。上级政府尽管安排诸多转移支付，但未必切合本地民众对公共品最为迫切的需要。这样，在民众眼里，基层政府只有强制，没有服务，冷酷无情。

不能说，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官员素质低下。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制度塑造的。基层官员行政乖戾、形象不佳的根源还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

其中一项缺陷就是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与它们所享有的权力不相称，基层官员的工作的重要性与它们的地位不相称。

权力架构上部的多重压力聚集于他们身上，他们的行为不可能不变形。他们的心态容易发生某种扭曲，转过身来，会把自己的压力、怨愤宣泄到比自己更为弱小的普通民众身上。

要解决平遥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升基层官员的地位、权威。提升的办法，不是某些地方实行的官员“高配”，提升官员的级别，而是扩充目前我们国家的基层自治制度，在目前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基础上，给予基层更大的治理权力，加强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让基层官员更多关注当地民众的想法、态度。这样，获得一定权威的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将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相关阅读：谁接待？谁买单？公务接待与交际须知

南方周末获得的中部某地级市的审计结果是：“2004年至2006年度，在基本经费支出中的招待费，分别占同期公用支出的31%、9%和11%；在项目经费支出中的招待费，分别占同期公用支出的30%、30%和25%。”

(本文来源：新京报 )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麦难民”——麦当劳难民，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 

四月二十日深夜，天钥桥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正在打磕睡的一名男子。 

四月二十日凌晨，天钥桥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两名男子靠在桌椅上睡去。 

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2010年3月，一次偶发的杀人事件，让“麦难民”浮出水面，随即陷入被指责的境地。 

实习记者_王丹阳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凌晨4时许，18岁的孙隆（化名）睡眼惺忪地走出网吧，在那里，他已经呆了15个小时。 

网吧就在他工作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里。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孙隆，隔条街道，就到了天钥桥路，那里有家24小时麦当劳快餐店。他打算买两个汉堡填饱肚子，然后再往前走个200米，到一家肯德基24小时店小憩到天亮。和这家麦当劳相比，那里有皮座椅，睡觉更舒服些。 

点餐时，孙隆的身后传来一句呵斥：“起来！不能躺下睡的！”在寂静的午夜，这句话让孙隆不自觉地转过头来。他看到两名中年男子支着身子，横躺在一排圆形转椅上睡觉，一名年轻的男店员正叫他们坐起来。此时，正是麦当劳早餐准备时间。这一幕，在同样以快餐店为家的孙隆看来，再熟悉不过。 

但是，就在他吞下一个汉堡的工夫，被打断睡梦的那名男子，与男店员发生了争吵，双方扬言“要出去单挑”，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让孙隆没想到的是，该男子从屁股后袋里抽出一把刀，向男店员砍去。被刺伤的男店员，旋即瘫倒在地。而该男子回到自己座位后，拿起黑色牛津包，把刀装进包里，夺门而去。被吓坏了的孙隆，躲进厕所里，报了警。 

这一天是2010年3月19日。下午，上海《新民晚报》等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个命案。根据媒体报道，被害的麦当劳员工叫李锋，1987年出生，上海金山区兴塔镇人。这是个勤劳而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晚上10点到翌早6时，就到麦当劳打夜工补贴家用。 

在治安一向良好的上海，出现这样的命案，算是一件大事。在上海著名本地网站“宽带山”上，上海人与YP（外来人口）之间的口水战因此爆发。 

受惊后的孙隆，走出麦当劳，加入到徐家汇庞大的上班人群，如一滴小水滴，投入汪洋大海。在这个上海最繁荣的商业区，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间，孙隆时常觉得，这里上班族的脚步，比村里人走路还快上好几步。 

孙隆在美罗城地下一层的“大食代”美食广场，受雇于一家广东煲仔饭食铺。他每日站在摊位电脑前收银，派单到厨房，工作8小时，每月薪水1300元。虽然包吃住，但是他并不喜欢那间局促的住房，隐藏在美罗城边一条窄巷子里，还得挤进七八个人。 

孙隆出生于青海边陲一个回寨，10岁那年，因为在学校打群架，害怕父母责骂的他，从家里偷拿了1000元，带了两个同学离家出走。8年来，他去过福建、浙江，因为仰慕《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今年年初，他来到了上海，来了后才知道，“哪有许文强和遍地黄金，原来《上海滩》拍的是旧上海。” 

最初，孙隆选择在厨房过夜，但是厨房的水龙头，也跟他作怪，淋了他一身。好在还有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那里有跟他一样付不起房租的人，那里每晚有约定俗成的茶话会，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这群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超廉价宿舍的城市贫民，有一个同一标签——麦当劳难民。这个人群最初在美国快餐店出现。2007年，日本人特地为此取了一个新名词“McRefugees”——麦难民。2006年9月，麦当劳在中国推出第一批24小时餐厅。同年12月，北京一家媒体发表报道，称北京24小时麦当劳餐厅，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之家。 

天钥桥路123号 

作为上海著名商业网点的徐家汇，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店依次而立，不下十几家。 

事后，美罗城肯德基店的一位清洁女工，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杀害李峰的犯罪嫌疑人身影，心有余悸。她认出了这个持刀者，当晚准备在店里留宿，因为打烊才被她赶了出去。这家肯德基与事发麦当劳同处天钥桥路路口，隔街相望。 

对于在此过夜，事发麦当劳的陆姓店长说，麦当劳“并没有允许，也没有不允许”。而在这一带的24小时快餐店中，众所周知，留宿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因为那里有沙发，我们这儿都是硬凳子。冬天时，他们甚至卷着铺盖进去。” 

每当夜深人静，天钥桥路123号犹如一个小型铁路候车室。在此度过长夜的，除了情侣和附近ＫＴV尽兴后的年轻人，多数是与顾客身份无关的“麦难民”。 

这是个弱关系群体。每晚10点后，他们陆续汇集在此，行头是一个书包或一个马夹袋，甚至什么都没有。他们一般坐在与服务台相距最远的地方，从来不叫一杯饮料。他们消遣的，有自带的武侠小说、证券与成功学书籍，或是客人留下的报纸。午夜之后，困倦的他们分散到餐厅每个角落。在有隔板的沙发包厢内，枕着书本或报纸，趴在圆桌上，甚至躺在座椅上睡觉。 

孙隆在这里，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熟人圈。 

白天，他们散兵游勇般地在徐家汇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里游走，工作大多是一天一结的兼职：美罗城百脑汇前的广告派发员、餐厅清洁工、星级酒店宴会兼职侍应，临时演员，保安，演艺公司的掮客，甚至是组织街道献血的血头…… 

天黑后，他们围作一桌，谈论动辄两三万的房价，嬉笑着何时能买得起房，但他们更爱的还是研究彩票走势，这是他们在上海暴富最不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会讨论天亮后去哪儿工作，相互传递附近的招工信息，但是，同样的身世，让他们敏感地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去深入探听对方的底细。时而旧人离开，继而新人补进，始终保持着十人左右的动态平衡。 

在天钥桥路123号，他们与那些店员，如分属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店员们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 

有女工在他们聚集的窗边角落发现满地瓜子壳，气愤问是谁吃的，他们嬉笑着不置可否。当然，也有人会向店员表示友善，比如孙隆。他看见女工要换垃圾袋，便主动上前帮忙拖出垃圾箱。他是留宿者中既活跃又讲义气的一个，曾对从青海一同逃出的两个通行者讲，“只要你哪天找到我，我再穷总给你一口饭。” 

保安，是这些“麦难民”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人。每晚9点到翌早7时，天钥桥路123号里的保安都要巡逻。孙隆们经常在睡梦里被扰醒。 

“坐起来睡，脚放下来。”这是25岁的保安师继高，在午夜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整晚都在按既定路程转悠，唯恐有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让肯德基的营业形象受损，每月1500元的薪水让他丝毫不敢松懈。 

在孙隆看来，在这个高物质化的城市，师继高和自己一样，是可怜的打工者，排外的上海人眼里的外来者。 

今年年初，师继高从甘肃定西到达上海火车站，刚一出站便碰到浦东一家保安公司在招工。他成了这家肯德基店的正式保安，也是他立足这个城市的立身之本。 

凌晨二三点是人最困时候，也是师继高一天工作的攻坚阶段，那时留宿者时常多达三四十个。师继高会提醒每个留宿者将自己的包看好，有时碰上留宿者之间打架，他也会前来劝阻。 

久之，这些麦难民们与师继高混到很熟，彼此甚至攀比起薪水来。孙隆的同伴张东杰，时常调侃师继高赚得并不一定比自己多。但是，这样的攀谈，并没有换得网开一面，师继高仍然会把他们叫醒。这让张东杰感叹他的一本正经同时，更觉得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

上海梦

“我对这里的东西闻都不闻。”

23岁的徐州小伙张东杰，几乎尝试过一切徐家汇兼职工种。他出入过“连上海人都很少去”的五星级酒店，为在他看来是大人物的来宾服务。虽是短期兼职侍应，张东杰却能将酒店提供的服装穿得仪表堂堂，完事后，还能吃顿酒店员工餐，洗个澡。

相比孙隆，这个城市，对于大学肄业生张东杰来说，更为宽容，也拥有更多的机会。

张东杰本是哈尔滨一航空学院物流系学生，大二时，他发现生财牟利才是人生要旨所在，选择了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这个大舞台，为他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财路：做掮客。他为街道找献血者，为会展中心找“小蜜蜂”，为电影找临时演员。

有经纪公司让他找模特，张东杰找到了6个大学生，每个模特他提成150元。在深夜的“卧谈会”上，他会对“难友们”说：“我们在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走台，多少人去过那种地方？”语气多少带点炫耀。

对于月赚四五千的张东杰来说，租房根本不是问题。事实上，他也和人在闵行郊区每月花400块合租了一间村屋。但是，为了方便来回于徐家汇，他每天还是带个马夹袋，装着衣物和牙刷夜宿肯德基。衣服是他第二天的行头，视工种而定，比如高级酒店就得正装，而组织人拍街头广告则只需便装。

跟张东杰不同，祖籍山西临汾的杜龙龙唯一的落脚点是肯德基。有时傍晚，他和张东杰各携一个即食饭盒来到肯德基聚餐，不禁焦灼起未来。他已厌恶了这样游击式的工作与生活。从武校毕业后，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但是现实是，他只能在太原骑着脚踏车运煤气，300块的月薪还时常被拖欠。

春节时，杜龙龙跑遍了徐家汇各大酒店的宴会，可现在正是宴会淡季。见识过上流社会图景的他，不甘心做一般小饭店的服务生。但如今，他想通了，只要是工作，再苦都能干。他乞求师继高能帮他介绍到肯德基里工作，但是没有健康证；前段时间听说浦东机场物流招装卸工，他立即坐地铁二号线去浦东，下了终点站却发现浦东机场还远着，只能折回。

在上海漂泊了6年的他，会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很自卑。“有时想还是死了算了”，他眼中放光地说出这几个字。

3月28日，为迎接世博会，修饰一新的外滩揭幕。杜龙龙和张东杰一起跑去看热闹的开幕式。在人墙外，虽然只能瞄到一两眼盛况，但足以让他激动不已。回来后，他自豪地说，“在大上海，刘翔和韩正我们也看到的”，但随即又黯然感叹，“算了，花花世界也见过了，就回去吧。”上海，对这些挣扎在低层的外来城市贫民来说，终究是一个外表光鲜而难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见过了世面，就不想回去了。回去只能种田，找个老婆过一辈子，不甘心。”杜龙龙说。而保安师继高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要五年内在上海挣够结婚的钱，不管届时是否有对象都要回去。

张东杰和孙隆，还打算在这个城市呆下去。

他们时常光顾美罗城四楼的书店。张东杰翻阅很多现代诗人的诗，他的兴趣是写诗和散文，曾写下《秋思》，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

阿隆也去那儿看高中语文书，“字都认识，就是连成句子看不懂意思了。”说到那改变他一生的祸端，不无懊恼，“想想家里像我这个年龄的小孩还在念书”。 一米五高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却充满着江湖气。他至今对家乡“一望无垠的草甸”和“很会玩耍的同伴”记忆犹新，有时会一啧嘴说：“终有一天会回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警察和记者

3月29日，杀害李锋的犯罪嫌疑人杨志在山西太原落网，他在一家酒店桑拿房散座上被找到。关于凶手的信息，上海各媒体只是发布了简单的通稿。上海警方决定对外封锁一切消息，一位孙姓警员告诉记者，“凶手的精神不太正常。”

麦当劳公司将李峰家属从金山接来，安排到一家市内酒店入住，共同协商善后及抚慰标准。麦当劳公关部负责人刘晓霖说，“希望媒体与麦当劳一起配合市委宣传部的文件，确保世博能顺利平安地召开。”刘晓霖同时表示，只要是夜间营业场所，都存在留宿者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麦当劳凶案是个罕见的偶发事件。

杜龙龙声称认识杨志。他说，“（杨志）有时候来肯德基，但他脑子有问题”，但杜龙龙始终不肯透露更多的细节。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锋曾扬言单挑时，亢奋了起来：“他死得活该”。

张东杰在为死者扼腕的同时，同时断定他一定是态度不端正。他的一个生存法则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多管闲事，否则必遭不测。就比如这个肯德基小生态群，“黑的白的，穷的富的都有，只有管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才是处世上策”。在徐家汇，他曾目睹半路抢劫，最后选择了“管好自己的嘴”。

在命案发生后，徐家汇警方加强了夜间巡逻。每天凌晨1点左右，警员会来到快餐店，盘查留宿者的身份。杜龙龙身上携带三张身份证，有两张是捡的，会出示哪张给警察，完全凭他高兴。“今天我是杜龙龙，明天我是杨英英”。 杜龙龙说。

而强烈的尊严感告诉张东杰，警方必须出示警官证，这是“最简单最起码的道理，都是正常的人，没有人是傻子”。现在记者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某日，杜龙龙在盛怒下轰走了两名上海某媒体的记者，“再拍砸你相机。”

现在，对于孙隆、张东杰他们来说，他们的行动仍将不离徐家汇，麦当劳杀人事件只是多了一个谈资，偶尔会彼此开玩笑，说：“警察来了，记者来了”，随即一片欢腾嬉笑。

在世博会前的那天清晨6时，醒来的留宿者排队等待盥洗。当天，张东杰的计划是外出洗个澡，买件衣服；而杜龙龙下定决心要在这天办好健康证，之后去麦当劳应聘服务员。

他们一起走出肯德基，两手空空地荡向天钥桥路路口。那时，成片的玻璃幕墙大楼在雾中显得飘渺，只有美罗城前的那块LED屏幕，炫目地告诉他们，世博会来了。

【编者按】鲁迅说得好：要看一个人是真是假，只要把他各个时间说的话，跟他从前说的话，拿出来对比一下，就原形毕露了（大意如此）。孔夫子也教导我们：“听其言，观其行，人焉搜哉？”

    两年来，有关余秋雨的“诈捐门”议论纷纷，还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回头寻踪一下吧。余秋雨半年前把他的4个博客都关闭了，目的何在呢？ 但是，过去的脚印儿，抹得掉吗？下面是听风聒耳整理的史迹。看看余秋雨怎样不断创造谎言雷语，怎样“用新的谎言去证实过去的谎言不是谎言”？

   这给我们探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提供了难得的真相史料。谢谢余秋雨！让我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这就是余秋雨大师对于“大文化”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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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停笔7年的余秋雨之最新长篇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99网上书城联合推出。本来已淡出人们视野的余秋雨，又一次成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翻了一下余秋雨的大作，觉得其中的一段真正耐人寻味。

    “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50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捐建图书馆的事，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20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后来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我等不到了》283——284页）。
      “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这么神秘莫测啊？……“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神而又神，神说鬼话！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这算是老余对所谓的“诈捐门”又一次正式的回应吧！ 不过，老余的灾区捐款咋又变成50万了？

    自欺欺人吗？除了再一次欺骗你自己意外，你连小孩儿都骗不了！    记得当时的余秋雨可不是这样说的呢！上网查了一下，果然云里雾里，扑朔迷离 ——

2009年6月11日的脚印儿

    余秋雨助手金克林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余秋雨当时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而非图书。对于萧夏林呼吁让余秋雨出示相关部门收据，以及所捐单位名称、地址等方面的请求，金克林表示“还是等到图书馆建好了，大家看图书馆不是更好吗？”。

    （2009年6月11日京华时报记者卜昌伟采访：《余秋雨被指假捐款20万续：助手称其所捐为版税》）

2009年6月10日的脚印儿
    看看，当初可说金克林很清楚啊！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

     “昨天余秋雨私人秘书金克林对本报表示，余秋雨确实捐了20万，而且是他一个人捐的，九久公司只是代为联系安排，与这笔钱没有关系。‘事实上，这笔钱是余先生在九久公司里所出版图书的版税，既然是余先生的版税，那当然应算余秋雨的个人捐款’。金克林说，所谓‘余秋雨借名捐款’存属谣言”。（2009年6月10日上海青年报《余秋雨回应假捐款事件称捐建图书馆9月启用》）

      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地编造谣言——谎言？

      是你们自己。      余秋雨私人秘书金克林说：余秋雨确实捐了20万，而且是他一个人捐的，九久公司只是代为联系安排。现在看，余秋雨揭发了当时的金克林完全是不知内情的漫天瞎说哈。      这笔捐款到底是20万，还是50万？ 

    带着满腹疑问继续查了一下，结果发现：

2008年5月15日的脚印儿

             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在一起（见余秋雨腾讯博客） 

    余秋雨  发表于2008年05月15日  15:20  阅读(86812)  评论(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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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99网上书城“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赈灾声明：
    1、上海九久读书人、99网上书城名誉董事长余秋雨、董事长黄育海率全体员工共同集资60,000元人民币，已捐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帐户，为灾区人民贡献一份爱心。
    2、99网上书城已预备3000册图书（总价值略等于100,000元人民币），在救灾结束后将捐给本次震灾中的受难学校，支持灾后重建工作，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3、99网上书城在名誉董事长余秋雨先生牵头下，将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本次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地区捐助建立一所“99•秋雨希望小学”。

    呀，原来是99网上书城在名誉董事长余秋雨先生“牵头”下捐建一所“99•秋雨希望小学”。而且，捐助人是 99网上书城而非余秋雨本人，老余不过一牵头人而已。

     4、自2008年5月15日12:00起，99网上书城将从每个网站订单中捐出1元钱，放入“汶川震灾专门帐户”，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地区捐助再建立一所“99•书友希望小学” （约需200,000元人民币），所有作出过贡献的会员名单将会制作成册永远放置在学校里。（99网上书城将会定期公布帐户信息）
    大家共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汇流成川，共渡难关！
   （99网上书城“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赈灾专题链接          http://www.99read.com/subject/0805/daonian.aspx   ）

    啊，原来，99网上书城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还要再建立一所“99•书友希望小学”。

    就这样一路查下去，想不到，有趣的发现纷至沓来：

2008年5月23日的脚印儿

                    就捐款答记者问（见余秋雨腾讯博客）    余秋雨    发表于2008年05月23日 10:36  阅读(583837)  评论(4255)
    分类：个人日记   举报     记者：余秋雨教授，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您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据我们所知，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很多大企业家，包括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房地产商人的个人捐款都没有您多！但是，您对这件事情又十分低调，还是九久读书网站顺便透露了消息。我们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的想法。您以前也做过不少这样的捐助吗？
    余秋雨：也做过一点。华东大水灾那年，我把《山居笔记》的全部稿费捐了。但是杯水车薪，只是稍稍表达自己对他人灾难的态度而已。平日，我和马兰陆续资助了山东、云南、湖南等省份的几批贫困学生，他们每年都寄来一叠叠成绩单，这让我们很高兴，但总是觉得力量有限，做得太少。
    记者：与别人相比，算是不少了。
    余秋雨：也还是太少。马兰这几天一直说，要去义演几场，来增加捐助。她已经向红十字会报名，过些日子还要在四川灾区做义工。我对她说，可以先去做义工，不急于义演，因为能义演的内容不适合现在的全国气氛。捐助的事要细水长流，今年我还有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籍》出版，应该会有不少稿费，到时候再捐。
    记者：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和著名作家，您的这种做法，是否想起到示范作用？
    余秋雨：不，不。做这些事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完全没有号召他人的意思。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有不少文化人心底善良，但经济拮据，不能强求。我稿费多一点，是读者对我的鼓励。但是，读者的鼓励也是一种“人文对话”，我必须把这种“人文对话”延续下去，而不能停止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另外，帮助别人，救助苦难，是我和马兰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情感默契。做这样的事，成了家庭的一种精神习惯，每次都会增进心灵沟通。这种心灵沟通当然又与受灾的民众紧紧相连，这十天来，我们日日夜夜坐在电视机前眼泪不断。与巨大的灾难相比，与军人、武警、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相比，我们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越来越感到惭愧，因此马兰下决心去灾区。

  
    天啊，余秋雨充满感情地信誓旦旦：明明是老余本人的20万捐款诶，而且早在2008年5月23日前就已经捐出去了。

2009年6月17日的脚印儿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说，余秋雨去年地震后公开表示，希望能在都江堰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去年6月初，他来到都江堰，向都江堰党政主要领导和文化部门主要负责人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介绍，都江堰教育局建议余秋雨将本来想捐的20万元捐款改成装备三所学校图书馆，得到余秋雨的认可。经过多次洽谈，双方进一步达成了“君子协定”：三所学校由都江堰教育局负责提供，每所学校一万册图书由余秋雨负责落实资金，九久公司负责配送图书。近日，都江堰教育局选择了蒲阳小学、李冰中学、都江堰外国语学校实验学校这三所学校作为余秋雨捐赠图书的学校。今年“5•12”地震周年期间，余秋雨再次来到都江堰，再次敲定“秋雨图书馆”援捐事宜，三校每校一万册图书，实际价值超过20万元。    因为校舍尚在修建中，据肖融透露，余秋雨援捐的三万册图书将在9月1日开学前运至都江堰，到时三所学校将举行捐赠仪式，以庆祝“秋雨图书馆”的设立。（2009-06-17 都江堰快报《余秋雨捐赠灾区三学校图书馆真相调查》）

    看看，据刚刚上任的（不可能知道从前真相的）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介绍，人家老余的捐助又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超过20万元的三万册图书了！可叹，这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后——2009年的6月17日了。

    老余啊，您2008年5月份就吹嘘的那20万捐款在哪里呢？    请问余秋雨：从捐建希望小学到20万捐款，又到50万捐款再到3万册图书，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一个又一个自相矛盾的豪言壮语，究竟是如何瞎编出来的？

     余秋雨、金克林、黄育海、肖融，你们三男一女四个所串演的台词怎么对不上号呢？这文明剧的脚本怎么胡乱瞎编出来的呢？究竟谁在撒谎，还是你们四个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总而言之一句话，余秋雨，让人怎么相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