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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左小祖咒的一首同名歌曲，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过他的任何一首歌，因为他很小众，而我又是一个很大众的人。但是，在听了这首歌之后，我立刻喜欢上了这首歌曲，因为我被结结实实地感动了。

我看着歌词，然后听着左小祖咒如梦呓一般的声音，然后莫名悲伤。

我想，歌曲和文字一样，有时候只是要表达一种感觉，很多人表达得不好，而有些人又表达得很好，这些人都是天才，而我喜欢所有的天才。

 

我想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烂俗的说法是：就是喜欢，有些事情是不能解释的。但我想，凡是可以说出来的都是可以解释的。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酒吧，她却走进了我这一家。”请容许我盗版一下这一句话，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只想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歌手，歌手们写了那么多歌曲，而我却刚好听到了这一首。

 

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我又听了他的两首歌：《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和《像孩子似的倾听》。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三首歌刚好可以凑成一个故事，类似于微小说，这故事是这样的——

当我离开你的时候，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像孩子似地倾听。

 

悲伤到头，就是哭不出来；而幽默到头，就是笑不出来。

在我听着《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许多场景，而这些场景，几乎都适用这句话。

在我喜欢的电影《剪刀手爱德华》中有一段独白：“如果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月光照到我的门口，我希望月光女神能满足我一个愿望，我想要一双人类的手。我想用我的双手把我的爱人紧紧地拥在怀中，哪怕只有一次。如果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温暖的感觉，也许我不会这样寒冷；如果我从没有感受过爱情的甜美，我也许就不会这样地痛苦。如果我没有遇到善良的佩格，如果我从来没不曾离开过我的房，我就不会知道我原来是这样的孤独。”

然后是《简爱》中的：“你以为，我因为贫穷，低微，矮小，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充实，我的内心跟你一样地丰富。我们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我们是平等的！”

甚至是我看了无数遍的《大话西游》：

“——我一直在骗你你知道吗？——骗就骗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要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那么傻。”

 

上个寒假，我回到家，家里下了三场雪，然后我参加了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感冒一个星期，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基本上就是看书。然后某天我突然很想写一篇小说，于是我坐在电脑前，从清晨到黄昏，完成了接近一万字的《一起沉默》。我并不是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展示什么，我只是想写，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指，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头脑想写还只是我的手指想写，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文字就这样跳出来，没有任何预兆，而喜欢或者不喜欢，我都欣赏你的坚持。很多朋友问我这小说是虚构的还是有现实生活的影子，我的答复是，当然是虚构，但也有少量改编过的真实，而完全真实的则是我在其中所表达的世界观。

 

回广州的时候，我坐了飞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买不到火车票。

然后我在朋友家借宿一宿，第二天和朋友一起飞回广州。

在上飞机之前，我非常紧张，莫名恐惧，朋友说：不怕的，就起飞会有一点难受。朋友说得真对，确实难受，然后我居然还靠窗，在飞机升上平流层之后，太阳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而我因为害怕，居然都不知道还能关窗户。飞之前害怕，飞的时候怕得忘了在飞。但是，和她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我想这世界如此纷乱，而我们不必再继续悲观，而这里其实需要一个光明的解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因为我在你身旁会很开心。

 

回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又有哥们来请吃饭，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福利，更预示着一个丰收的学期。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因为朋友刚刚来电话说，下午他们会过来找我吃饭，刚刚回到学校，就连吃两顿，大家对我太好了，谢谢你们。

广州又冷，连天阴雨，而这里与我想对朋友们说的一样：大家注意保暖。

 

在《像孩子似的倾听中》，左小祖咒唱道：

我想说我爱你，但是没有，

但是我没有，说我爱你。

而我想说的是，既然想说，那就用心去说吧。

因为，在这世上，很少会有她来看我的演唱会的机会，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去看她的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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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又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期待最幸福的盛大节日——东胜神洲大红朝建元六十二周年。兄弟我作为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即使别人出游了没人看，多少也得写几个字歌功颂德，表表忠心，献献红心。不过本人其实很少写那类东东。不是不想写，而是每一思之，则惊觉古人久已先我写之，今日再写，实在了无新意。

 

 

比如，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大家都说贫富差距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列主义专家甚至新闻系的中文系的都来写警世雄文，说是这问题再不解决就要如何如何。兄弟没读过那些专业，你要让我考虑，第一能想起来的，只是中学里背过的一篇古文——杜牧的《阿房宫赋》。

 

 

杜牧描写了阿房宫里建筑的广延、女人的众多和珍宝的堆积后，说道：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贫富差距会引起社会问题的心理根源，贫富差距的现象和后果，上段都有了。心理根源是中国人比较有平等意识（或曰喜欢攀比），不太相信贫穷是自己注定的命运——“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现象和后果则写得很清楚，改一下就是好时论。

 

 

“公仆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官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食之尽毒米，用之如豆渣！使负栋之柱，多于拆迁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包养之二奶。钉头磷磷，多于贫家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民工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暴民一炬，可怜焦土，就是必然结局。”

 

 

改完之后，不由吓了一大跳：太尖锐了，太尖锐了，古人讲话太尖锐了！

 

 

还是转过头批评老百姓素质低吧，这样上面比较喜欢。听报告里讲，人口众多，整个人口素质又相对比较差，是红朝舌惠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啊。

 

 

大家都说中国人缺乏公德，世界各国报纸对红朝游客的表现多有讥评。这让兄弟想起杜牧同时代人孙樵的一篇文章，《书褒城驿壁》（某年浙江语文高考卷里有）。

 

 

褒城（今陕西勉县东北）驿站号称天下第一，但孙樵发现它破落得一塌糊涂。找了驿吏来问，驿吏说，当初整修后，确实很壮观。但是，“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凡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曩类。某曹八九辈，虽以供馈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

 

 

中国人有多少公德之心，早被孙先生说尽了。不过，孙先生似乎不认为把自家文章写在驿站墙壁上是“污败室庐”。大概那时的风气，当作文人雅事。

 

 

噢，不对，孙樵批评的还是人仗官势的“公务员”嘛。再往下看，孙先生居然还推广打比喻，说现在的地方官把所治州县当作过路驿站，只知榨取不知爱惜。“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这种写法，比现在的评论厉害嘛。——虽说那时的官员，其实还不像现在这样，他们榨取后至少还没有将钱存在国外，然后老婆孩子先移民，自己到时机也溜之大吉。

 

 

杜牧和孙樵皆为晚唐人士，杜牧的《阿房宫赋》，其实是借着传说，讽刺唐敬宗的奢侈，警告他与民众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当其时也，初唐的贞观之治和盛唐开元、天宝间的繁华，即大唐盛世，早已成了逝去的昔日荣光。令人不解的是，唐代末世两位古人的文章，改去几个文言词汇，居然就接上了新中国新世纪的新盛世。

      人类的智力可能已经接近极限，无法进化到更高层次了——多种证据表明，通往更高智力层次的进化途径都已被物理定律堵死。
科学家能否找到突破极限的办法？

撰文 道格拉斯· 福克斯（Douglas Fox） 翻译 栾兴华

道格拉斯· 福克斯是一名自由科学作家，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他常为《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探索》（Discover）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撰稿。福克斯曾获多个奖项，最近的一项大奖是由美国新闻记者与作家学会评出的重大事件报道奖。

物理限制

人类的智力可能已经接近极限，无法进化到更高层次了。各种证据都表明，大多数通往更高智力层次的进化途径都已被物理定律堵死。

就拿大脑容量来说，容量越大，智力层次也越高，但大脑容量增大却有一个反作用：大脑会消耗更多的能量，运行速度也会变慢。大脑内，更好的神经连接也需要消耗能量，不成比例地占据大脑空间。如果大脑中的神经连接变多变细，就会碰到热力学极限，正如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容易产生 “噪音”。

不过，人类仍可能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而且借助一些现代技术，比如写作和网络，我们可以使智力不受身体的限制。

 

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 拉蒙· 卡哈尔（Santiago ramóny cajal）是190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几年前，他便绘制出了昆虫的神经解剖图，并将昆虫大脑形象地比喻成一只精致的怀表，而将哺乳动物大脑比作一个空心的老式座钟。说起来让我们有点汗颜，很难想象蜜蜂的大脑仅有毫克重，却可与哺乳动物一样执行某些任务，比如为同伴带路、建造家园。蜜蜂的能力可能受到神经元数量的限制，但它们却可将神经系统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大象，它们的大脑体积是蜜蜂的500 万倍，运行效率却如庞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一般低下。神经信号从大象大脑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以及从大脑传到脚趾间所需要的时间，均是蜜蜂的100 倍之多，因此这些庞然大物只得减少躯体反射，放慢行动速度，以便把那点宝贵的大脑资源用在如何走好每一步上。

人类的大脑容量可能不像大象或蜜蜂那么极端，但有人发现，人类智力同样受到了物理定律的限制。人类学家已经推测出脑力扩展所面临的解剖学障碍 ——对于两足的人类来说，脑袋变大能通过产道么？即使我们假设，进化可以解决产道问题，那么脑袋变大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更多更复杂。

有人或许认为，只要通过进化，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变多，或者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交流速度加快，我们就会更聪明。但若汇总新近的一些研究，根据结果进行逻辑推断，你会发现，如果大脑真朝这个方向进化，很快就会触到物理极限。这些限制与神经元的自身性质，以及神经元之间频繁的化学信号交流有关。英国剑桥大学的理论神经科学家西蒙· 拉夫林（Simon Laughlin）认为，“信息、噪声和能量之间的联系是剪不断的，这种联系有着热力学根源”。

那么，热动力学定律针对神经元而设置的这种智力限制，是否对鸟类、灵长类、海豚、螳螂等所有动物都有效？显然，从来没人考虑过如此宽泛的问题，但本文提到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致力于研究神经信息编码的物理学家维贾伊· 巴拉萨布拉曼尼恩（Vijay Balasubramanian）说，“ 我还没有在科幻小说中看到有谁探讨过这个问题。”

显然，智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它难以衡量，甚至难以定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人类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但我们的大脑进化到今天这个程度，它处理信息的能力会不会已经受到“硬件”上的限制？除了人类，其他神经类生物的智力进化是否也无法摆脱物理定律的束缚？

大脑越大越聪明？

从直觉上来看，要使脑力变强，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增加大脑容量。事实上，100 多年来，大脑容量与智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科学家研究的热点。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生物学家花了大量时间来探索生命体的一些共同特征——与体重，尤其是与大脑容量相关的、在整个动物界都适用的数学定律。大脑容量增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容纳更多的神经元，神经元的生长、连接也可以更复杂。然而，大脑容量的大小并不是决定智力高低的唯一因素：牛的脑体积是老鼠的800 倍，但牛并不见得比老鼠聪明多少。身体越大，大脑反而需要完成更多的琐碎工作，比如监管更多的触觉神经、从更大的视网膜上整合信号、控制更多的肌纤维等与智力无关的内务工作。

1892 年，荷兰解剖学家尤金· 杜布瓦（Eugene Dubois）在爪哇发现了直立人头骨，他想寻找一种方法，根据颅骨化石的大小来评估动物的智力。因此，他首先提出假设，如果动物大脑异乎寻常地大，它们也会更聪明，然后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动物大脑容量与体型大小之间的精确数学关系。杜布瓦与其他学者收集了很多关于动物大脑容量与体型大小的数据，形成了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库。当年的一篇经典论文就曾报道过3 690 种动物的身体、器官以及腺体的重量，涉及从木蟑螂（wood roaches）、黄嘴白鹭（yellow-billed egret）到两趾和三趾树懒的多个物种。

杜布瓦理论的继任者发现，在哺乳动物中，大脑容量的增长速率要慢于体型的增长——大概是体重增长倍数的3/4 次幂。因此，麝鼠（muskrat）的体重是老鼠的16 倍，它的大脑容量大约只有老鼠的8 倍。根据这一认识，科学家发明了杜布瓦一直在寻找的数学工具：脑商（encephalization quotient），也就是某一物种的实际大脑重量，与根据体重预测的脑重的比值。换句话说，脑商反映了一个物种的大脑增长速度偏离3/4 幂律的倍数。比如人类的脑商为7.5（即我们的大脑重量是预测值的7.5 倍），宽吻海豚为5.3，猴子是4.8，而牛只有0.5（见右图）。简而言之，一个物种智力的高低可能取决于大脑的神经储备量：除了处理皮肤触觉之类的日常琐事，还为智力留下了多少神经元。或者，我们还可以归纳得更为简单：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智力高低取决于大脑容量。

我们可能无法变得更聪明

拿哺乳动物和鸟类来说，大脑变大确实给它们带来了一些好处。大脑越大，神经回路越多，每个神经信号能携带的信息就更多，神经元每秒钟的放电次数就不必那么频繁。但与此同时，大脑增大也会产生一种相反的趋势。如果为了提升智力而无限制地增加新生神经元，“我认为收益递减规律就可能起作用，”巴拉萨布拉曼尼恩说。容量增大的同时，大脑的负担也会增加。最明显一点就是能耗增多。以人类为例，大脑是身体中需能最多的部位：大脑仅占人体重量的2%，但即便在我们休息时，它所消耗的能量，也占到人体总能耗的20%。在新生儿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惊人的65%。

利弊难题

大脑所需的能量中，相当一部分都耗费在信息交流网络上：人类大脑皮层中，80% 的能量都用于信息交流。不过，随着脑容量的增大，神经间的连接似乎会在更精细的结构层次上，遇到更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早在20 世纪中叶，当生物学家在收集关于大脑重量的数据时，他们也在探究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弄清楚大脑的“设计原则”，以及这种原则又是如何在大小各异的大脑上发挥作用的。

通常，神经元都有一条细细的“尾巴”，称为轴突（axon）。轴突末端会分叉，每条分支的末端会形成突触（synapse），也就是该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的连接点。轴突就像一根根电话线，可以连接大脑的不同部位，或形成神经束，从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到全身各处。

在早期的一些开创性研究中，生物学家利用显微镜，测量了轴突的直径，计算出了神经元的大小和分布密度，以及每个神经元拥有的突触数量。他们观察了10 多种动物的大脑，对于每个动物大脑，都会检测数百，甚至数千个神经元。由于急于把研究对象扩展到更大型的动物中，以便完善数据和统计曲线，生物学家甚至想了些办法，从鲸的尸体上剥离完整的大脑。古斯塔夫· 阿道夫· 古德贝格（Gustav Adolf Guldberg）曾在19 世纪80 年代详细描述了一种方法，使用双人伐木锯、斧头、凿子和足够的气力，像开罐头一样，打开了鲸的颅骨顶端。

观测了多个物种的大脑之后，科学家发现，随着脑容量增大，就会发生一些微妙却不可持续的变化。首先，神经元的平均大小在变大。由于神经元的总数也在增多，这种改变使得神经元可以连接越来越多的“同胞”。但在大脑皮层上，神经元变大后，密度却下降了，导致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增大，连接神经元的轴突也得相应增长。轴突越长，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就要耗费更多时间，因此只有轴突变得更粗，才能保证神经信号的传递速度（轴突越粗，信号传递越快）。

研究人员还发现，脑容量越大的物种，功能区域就会划分得越多。如果给大脑染色，你会发现，在显微镜下，大脑皮层上呈现出很多颜色各异的斑块。每个斑块就是一个功能区，它们各司其职，比如有的负责语言表达，有的负责面部识别。随着脑容量增大，这种特化现象会在另一个层次上出现。比如，在左右大脑半球上，相互对应的两个区域会执行不同的功能，比如空间想象和言语推理。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把大脑的这种功能区域划分视作智力的一种标志。但这也反映了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区域分工是对脑容量变大导致的连接问题的一种补偿，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2AI 实验室（2AI Labs）的理论神经生物学家马克·常逸梓（Mark Changizi）说。牛脑的神经元数量是小鼠的100 倍，但这么多神经元不可能迅速地在两两之间形成连接。通过区域分工，把功能类似的神经元划分到同一区域，区域内可以形成丰富的神经连接，而区域之间仅需少量长距离连接，大脑就能解决这个连接难题。左右大脑半球的分工，也解决了一个类似的问题：这种分工方式，减少了两个半球间必需的信息传递量，因而也就不需要太多的长距轴突来连接两个半球。常逸梓说，随着脑容量不断增大，“所有这些看似复杂的过程，其实都只是大脑为解决连接问题而做的努力，并不代表脑袋大了就更聪明了”。波兰科学院的计算神经科学家简· 卡博斯基（Jan Karbowski）对此深表赞同。“要提高智力，大脑必须要对几个方面进行优化，但有利必然也会有弊，”他说，“如果你要改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就可能变得更糟。”想象一下，当大脑增大时，如果你让胼胝体（corpus callosum，即连接左右半球的轴突束）也立即增大，以使左右半球的连接保持畅通，这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让轴突增粗，以防止大脑增大后，左右半球的信号传递变慢，这又会发生什么？结果将不容乐观。胼胝体会增长得太快，会把两个半球分得更开，以至于抵消了大脑功能的任何改善。

探究轴突宽度和信号传导速度的实验，已经很好解释了上述利弊问题。卡博斯基说，神经元确实会随着脑容量的增大而变大，但神经元之间并不能迅速建立连接；轴突也确实会增粗，但增粗速度也不足以抵消传导路径变长导致的信息传递延迟。巴拉萨布拉曼尼恩认为，限制轴突快速增粗不仅节省空间，还能减少能耗。当轴突直径增加一倍，能耗也会增加一倍，但传递信息的速度仅能提高40% 左右。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当脑容量增大时，大脑白质（由轴突组成）的体积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大脑灰质（神经元的主体，细胞核所在位置）。换句话说，脑容量增大的那部分更多是用于建立神经元间的连接，而不是真正为负责计算、处理信息的神经元提供空间。这再一次说明，以脑容量增大的方式提高智力，并不是长久之计。

环保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名词，只是人类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最后救赎。如果我们不立刻进行改变，我们将面临因全球能源危机引发的战争，以及地震、海啸、干旱等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曾经为逝者祈祷的你，下一刻可能被别人所祈祷所缅怀。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但将是全体人类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时刻。对于趋于毁灭的人类生存环境，现在的环保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大家重新省思一下我们未来的命运。

    当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地球会出现“熄灯一小时”活动。“熄灯一小时”活动非常好的提醒了大家节省能源意识。但是我必须诚实的告诉大家，就算我们熄灯24小时365天，地球的环境仍然会朝着毁灭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造就了让生态环境走向绝路的经济体系。地球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我们无限扩大的贪欲。
    我们不必拒绝抽水马桶，我们需要的是废水分解处理系统；我们不必拒绝使用汽车，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电动汽车；我们不必要去关灯，因为如果人类充分利用太阳能，几个地球都可以被灯泡点亮。我们缺的不是能源，而是合理的工业模式、能源方案和生态维护系统，既然人类的命运已经生死攸关，那是什么力量阻碍着它呢？人类又该如何自救呢？
  下面的文章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形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改变，阻碍我们改变的原因，和我们如何面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了解到我们如何浪费自己的人生，和是哪些具体原因让我们不同程度的患着癌症、咽炎、皮肤提前老化、阳痿。
 

 
    英国王储查尔斯09年7月份在伦敦表示，人类只剩下96个月的时间用来拯救地球了。
    现在2011年了，如果我们在未来六年内不完成改变，那么六年之后，就算我们把全世界引起环境的东西全部解决，仍然无法挽回，就像一个滑溜梯一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向下冲。
    如果我们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觉得灾难离我们还很远，从去年的海地7.3级地震,智利８.８级强震 ,冰岛火山喷发 ,青海省玉树7.１级地震,巴基斯坦洪灾肆虐,甘肃省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印尼地震引发海啸。到今年的斯里兰卡洪水，新西兰地震，我们的云南盈江地震，缅甸和印度洋的地震，日本的九级地震及没完没了的余震。用千年一遇已经不配形容。气候变暖等环境危机是不断地震的罪魁祸首。 地球已经调至震动状态
    当我们看到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涝、干旱等，我们认为是孤立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前奏，如果不及时改变，接下来的灾难将会让我们惊讶。
    目前的物种灭绝危机、淡水枯竭危机、海洋酸化危机及大家最熟悉的气候变暖危机。任何一项都可能要了全体人类的命。
全球升温1℃——6℃地球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灾难取自《6度变化,一个愈来愈热星球变化的未来》（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升温1℃，无冰海域吸收更多的热气，加速全球暖化效应；地球三分之一表面的水资源流失；低海岸地区遭海水淹没。
升温2℃，欧洲居民中暑而亡；森林被大火吞噬；处于逆境的植物开始释出碳、不再具备吸碳功能；有1/3的物种濒临灭种。
升温3℃，从植物和土壤中排出的碳物质，加速全球暖化效应；亚马逊热带雨林荡然无存；超级飓风袭击沿海城市；非洲闹饥慌。
升温4℃，永冻土无止境地溶解，造成全球暖化效应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大部分地方也因严重的水患而不适合居住；地中海区域成为废墟。
升温5℃，甲烷从海床窜出，加速全球暖化效应；两极冰层溶化；人类逐食物而居，但徒劳无功，形同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
升温6℃，地球上的生物会在狂风、山洪爆发、硫化氢毒气及带着原子弹般威力的甲烷火球流窜地表时，完全灭迹；唯一存活下来的只有霉菌。
    我们地球的生态系统病的非常严重，我们处于一个决定我们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人类自诩是地球生态圈的领导者，工业革命后却选择了慢性自杀。在我们彻底毁掉人类的前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代前，我们突然觉醒了。命运总是像电影，马总是勒在悬崖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形成这些情况的原因：
    大家都在抱怨那些不计后果的残害生态环境的公司及个人，他们在把包括你在内的全体人类推入一个即将失去生命和亲人的深渊。如果你充满正义的希望抓出那些“万恶”的破坏环境的公司和个人，你会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正无意识的成为残害自己和地球的工具，是否十分不解？
    当我们放眼全世界，看看全人类最关心的是什么？是的，所有人都希望幸福！但是我们错误的认为经济指数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因此，实际上我们变成最关心的是经济，我们认为经济就是一切，每个人都想着多赚一些钱；每个公司都计划着发财、上市、垄断。在每个公司拼命的耗费地球资源、破坏环境、排放垃圾的时候，我们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
    1.大自然的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很多东西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部分公司们用了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去发财，去炫耀后，其他的人拿什么去生存？
    2.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子系统，生态系统是母系统。当我们子系统饥渴的不顾一切的扩展，完全不考虑母系统的承受能力时，没有比“杀鸡取卵”这个词更能恰当的比喻我们是如何的愚昧。
    那么是什么“魔力”让我们放弃一切，甚至连命都不要了去“杀鸡取卵”呢？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爱。父母是那时最大的爱的来源，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为了得到更多的爱和尊重，在现代排名式教育的模式下，我们努力的“力争上游”（记住，是力争上游，而不是愉悦和平的和大家一起游）。成年后，人们惯性的认为应该“出人头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爱。人们开始将“目标”与“幸福”设定在更多金钱，权力，性爱和物品（房子，车子，衣服）。因为“上游”只是一个比较而来的结果，所以注定了绝大部分人都只能在中游和下游。
 
    于是我们开始陷入一个怪圈，白天我们花时间挣钱，以便能去购买更多的东西，互相攀比。当物质需求越来越强，房子、车子、肚子越变越大，真正享受我们拥有东西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因为人们不是只取所需，而在为了那些没有时间享受和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奋斗着，用尽了自己的生命去争夺资源，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生命与资源浪费。
    以前人类没有足够的技术去掠夺资源导致环境毁灭，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了，如果还不提升我们的意识，我们将毁在自己的愚昧之中。
    现在的文明，主流意识变成了消费主义，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欲望不会有尽头，大家陷入这个怪圈，麻木为了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奋斗着，从而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希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欲望的目标。（关于生命的意义，在以后的文章中再讨论）。
    消费是一个必要的环节，但是我们彻底失衡了，我们狂热地追逐着自己其实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们被市场和商品牵着鼻子生活，人生的意义不应该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拥有更多的东西，你就要花越多时间工作，你的生活就越栓在它的节奏上，去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陀螺一样疯狂的旋转着，攀比着各自能转多少圈，转的有多快，却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转？
    转动会停止，但是陀螺永远存在，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就像我们的灵魂。不管之前转的多快，陀螺的形态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如果希望摆脱束缚，除了省思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欲望的来源，还需要去了解抽打陀螺的鞭子：一些影响大众消费观的大型公司们，宣传诱导大众消费不必要的产品，这种过度消费文化在影响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很多人认为是时髦，实际上只是被鞭子又抽打了一下的陀螺。现在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心中熟记成百上千个商品标志，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却知之甚少。
    企业家们接触的商业课程中，商业的目标就是增长，就是利润。但是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商业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让我们无可奈何的现实是：被污染包围、被自然灾害阴影笼罩着的我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在下降，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和环境危机。
    当我们抱怨吃到肚子里的三聚氰胺、瘦肉精、各种农药及致癌化学物质；由于大气污染造成咽炎、鼻炎变成了家常便饭；周围的亲人一个个的被肺癌、乳腺癌等各种癌症痛苦的折磨着；看看周围的抑郁症、自闭症等，全球自杀的比率逐年上升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东西，其实源自于我们心态造就的这些急功近利的经济实体。
    为了让公司快速发财，人们做出很多破坏环境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出的事情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个例子诠释了这个概念：当我们参与的公司或产业链，在不负责任的向河流及海洋里面倾倒各种化学污染物时，最终那些集聚着各种化学物质和核废料的鱼肉，将会再回到贪婪吃鱼儿生命的人肚子里。当我们痛恨癌症时，我们却忘记了自己才是癌症的制造商。
    企业家们需要明白“社会责任”不只等于“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更加聪明的“增长“，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悬崖勒马之后，我们是选择不顾一切飞身而跃？还是为了选择如何幸存而回头另觅道路？

我们需要如何的改变？
    除了停止大规模砍伐树木，减少碳排放等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普及的事情，整个地球还需要一个根治性的解决方案，否则目前的这些环保方案根本无法改变人类的危机。
    我们需要设计一种新的工业体系。每一个废料就是一个新的材料来源，只有这样才能长久生存。各种垃圾废料必须循环加工成新的原料，而不是简单的埋掉；将大规模的破坏性工厂变成大规模的废物利用的供给者；需要重新设计废水的处理，被处理分解后的废水再实行灌溉。
    目前的体系中，我们每生产一吨最终成品的过程中，会共产生30吨的废料。在如此巨大的浪费体系中，我们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石油、煤等不可再生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目前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看着日益飙升的国际油价，我们必须明白如果继续再依托于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全世界将陷入能源争夺的战争（美国借口发动的中东各地区战争正是前奏），同时人类面临环境危机而无法生存。我们人类必须开始使用可再生资源，太阳能、电动汽车等不只能是锦上添花，需要强制执行。
    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利用及规划我们的设施，包括城市。有城市规划专家问我，人口数量增加，大量的土地都盖房子了，如何环保？我回答说，我们有个现成的榜样可以学习，向树木学习：树木分解碳，制造氧气，吸收积累着来自于太阳的能量，并结出果实，同时为各种各样的物种提供的住所，多么美妙的设计啊！如果我们所有的建筑物都向树学习，吸收太阳能，进行能源汇总，把它转换成各种能量个用途。那么每一幢建筑物将不再成为能量的需求者，而成为能量的供给者，同时自给自足。那时地产公司不只是为大众提供住所，而是供给社会大众能源的恩人。
    这个是科幻小说吗？不是！其实在技术上实现很简单，美国银行大厦（Bank of America Tower）等环保建筑物已经存在。但是和电动汽车一样，在世界上只属于少数案例，离普及还差得很远。为什么不普及？因为这些需要额外的成本，在当前市场盲目追求短期利益下，公司们不会有积极性去构建一个“正确、长久的”工业体系，公司们需要的是快速的赚取金钱。只有世界各国拿出政策来激励这个体系的完成，才能真正的刺激健康的经济体系成长。
    因此可以从税收方面入手，可以征收昂贵的燃油税、碳排放税、污染物排放税等，同时降低盈利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的比率变化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公司们自然会想办法降低污染。当企业看到降低污染能带给公司巨大收益，他们自然会投入更多的人材和资金到环保系统的使用和研发中，就像十几年前掀起的互联网热潮一样，吸引了多少天才和资金。以目前大众的意识，有糖果的地方就会产生奇迹! 最重要的是，人类可以继续存活在这个星球上了。
阻碍我们改变的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认识到全球继续变暖及环境污染会让人类走向灭亡。但是在近几年游说联合国机构的过程中，我们悲哀的发现，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举步艰难，是什么比全球人类的安危还重要？是什么构成了如此大的阻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部分国际化的巨头公司在世界经济及消费引导中扮演了主角，绝大部分的国际巨头公司来自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太多的金钱力量参与了包括选举在内的美国政治体系，很多超级公司及财团的势力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尽管近几年涌现出各种解决方案，比如太阳能、电动汽车等，但这些只占据了极少数的市场，大多数产品的设计源头仍然围绕着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美国依然迁就以石油企业为代表的一些财团的影响，而不做出政策改变，那么其他各行业的美国跨国公司们也没有动力作出改变，如果美国的跨国公司们不做出改变，分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更无法做出改变，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在本来就没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去付出额外的代价而让自己身处劣势。
    只可惜，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石油连带关系企业的国家。它的政策制定人，仍然担心着自己连任时的资金支持，而忘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没有通过我们上面提到的改变税收，或者其他一些方法去建设一个健康的工业环境、良好的经济架构。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直没有找到，石油资源才是发动战争的真实原因，不要再因为少数人的贪欲而让世界陷入疯狂。
我们如何面对
    作为大众，我们无法告诉身处地球另一边的白宫里面的人该做些什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对部分阻碍着环保进程的公司决策者们逐一进行心理辅导和价值观培训。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一件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去改变！
你手中的金钱、你的消费观就是你的选票。你可以选择不去购买造成很大污染的产品，以及价值和成本明显相差太大的产品。比如拒绝价格昂贵的皮草或真皮皮包等。这些公司的商业目的就是赚取更多的利润，当你把手中的辛苦钱奉献给了他们后，他们就是你投票选出的主宰者。为了我们人类的命运和赖以生存的地球，请你用智慧去做出选择。
 
    同时为了不继续浪费你的生命，不去做一个被抽打的陀螺，请只取所需。
    有很多人问过我真皮制品为什么对环境伤害如此巨大？首先，动物被残忍杀害后，皮剥掉送到皮革厂，我们不要忘记，皮革是尸体的皮，是死尸当然会分解腐烂，所以必须使用带有剧毒的药剂防止腐烂。皮革厂大量使用化学制剂，这些有毒的制剂排放到河流里面，再污染环境并被喝回我们的肚子里，造成肿瘤和癌症。当追求美丽的人们手里拎一个由剧毒化学药剂浸蚀过的动物尸体，我们会觉得美丽高贵吗？当我们花费几千几万元去购买一个成本只有十几元的无辜尸体时，身份的象征和富贵的攀比难道一定要建立在被愚弄的价格、被污染的环境和被残害的动物上吗？希望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美丽。

 
    不要去扔掉已经购买的真皮制品等污染产品，否则仍是一种浪费，继续使用它直到无法再用，下次购买的时候用你的心灵和智慧去选择。
    另外，人类在维护环境的进程中还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犹如阿喀琉斯的脚踝，如果继续，将成为人类的致命伤，不管其它的事情做的再好。
    1.我们现在所谓的“先进化”农业方式，正在逐渐的毁灭我们的土壤和身体。虽然我们知道农药，激素等让身体受到伤害，孰不知更具毁灭性，而且无可挽回的是让土地无休息的耕种。
土壤也需要时间恢复元气，我们根本没有耐心等待，土地换季与休耕期被我们抛弃，我们在不间断的耕种！
    就像我们人类如果一年分娩一次，已经很累。但是如果人类的女人现在需要一年数次的分娩，怀孕后就得服用激素等，让胎儿飞速长大，缩短怀孕周期，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一年多生几个。我们可以想像人类的身体将会变得如何？
    部分追求利益的专家们看到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笑：怎么能把土壤和人类相比，我们是不同的构造。我求证过多位国际土壤学权威，那么我现在准确的回答：土壤也需要休息。我们认为土壤不需要休息就好像我们以前认为地球环境无需保护一样无知。
    这个问题被我们很多环境专家们忽略，其实忽略的却是最重要的。不断的翻耕加上过量农药等，虽然产出更多，但是耕地里的养分尤其是矿物质已经越来越少。是否还记得以前苹果的飘香和现在大而没味道的苹果的不同吗？十年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可以想像再过十年会怎样吗？由于吃这样的食物，人类身体机能在逐渐的下降。
    而我们的科技目前并无法脱离土壤自动合成食物，未来几十年也不会，越来越缺乏养分的土壤会造就我们越来越差的身体，就算人类能够在环境危机中侥幸，我们又将如何继续生存？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农业体系让这个问题无人关注。
    2.虽然每天有无数的动物生活在痛苦的饲养、运输、宰杀之中。但是很多人认为它们都是商品，就如当年白人对待黑人，封建社会地主对待丫鬟一样。那些有着丰富情感与感知的动物们被我们认为是商品。当人们美滋滋的咀嚼一块牛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它被宰杀时所承受的痛苦，也无视那些鲜血流淌在我们的嘴中。人类进化暂时领先，动物没有能力去挣脱，但是地球环境开始反扑了。
    本来在自然界中自然生长，为植物提供肥料的动物们被规模性的圈养起来，构成了地球环境危机的杀手锏。当素食环保活动在全世界风靡的时候，很多人们仍然不理解“吃肉”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也许人们需要科普教育一下人类如何吃肉毁掉地球才知道为什么“每制作一个汉堡包，就要砍伐掉相当于一块厨房大的热带雨林”，或拜读一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题为《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Livestock’s Long Shadow –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的报告中指出人工牲畜业产生的温室气体已经超过了交通运输业，包括汽车、飞机和船只等的总和！
    尽管有大量的书籍在文章如《原来吃素最健康》，《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等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告诉大家肉食对身体的伤害，素食可以提供全部营养，让身体更健康。
尽管9枚奥运会金牌的卡尔刘易斯、拳王阿里、四百米栏冠军摩西、铁人三项冠军史考特等很多著名力量型运动员运动员一再告诉大家他们如何用素食达到他们的成就，很多人仍然沉浸在吃肉让孩子长力气的迷信中。尽管像爱因斯坦、莎士比亚、达芬奇、托尔斯泰等科学家艺术家们向世人证明了素食带来的智慧，仍然有很多妈妈们迷信给孩子吃鱼脑让孩子更聪明。我又想起了有位朋友脚扭伤了，医生竟然让他吃猪蹄。如果吃啥补啥能成为现实，那些不愿意公开最新营养科研成果怕经济架构受到影响的部分人们，应该吃一些钞票来补充？
    自从我从十几年前在美国读大学时看到了最新的科研成果证明肉食对身体是有害的，豆腐和肉类经胃液消化后产生同样的蛋白质，肉类却留下一堆毒素侵蚀我们的身体。留下一堆不融化的油脂，留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随着时间的增加，血管剩余的通道越来越窄，让人们肥胖、皮肤提前衰老和不同程度阳痿。为什么？血液流通不到皮肤表面，皮肤新陈代谢速度放慢。当你激动时，却没有足够的血液流入到距离你心脏很远的那个位置，当然有心无力。好消息是：经过试验，只要你坚持改正饮食习惯，情况就会好转。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无论DNA技术的突破，还是生物工程的科技进展，顶尖机构这十几年来一次次证明了肉食对身体伤害的观念。但我看到的却是好莱坞明星、欧洲皇室和企业家巨头们开始素食，而大众盘子里的食物却基本上只剩下肉了。
    著名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劝导世人素食利益众生，却没想到几千年后被麦当劳，肯德基等金钱利益团体完全击败。是什么让我们蒙蔽了双眼？
    我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一再坚持把人工牲畜业对环境和身体的影响作为重点公开事项之一，被部分“发达”国家的代表拒绝的原因是“人类自古就一直吃肉，是习惯”，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应该允许人类自相残杀？因为自古以来人类都一再在这么做。人类对待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态度，是我们道德文明程度的标尺。原始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以为自己很先进。原始意识的主要表现为自以为到了最高境界。
    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被更高级的物种奴役起来，宰杀、剥皮、活人抽胆汁时，我们会做何感想？人类在地球进化的道路上暂时领先，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是宇宙的主宰。当有一天我们遇到地球外比我们进化更高级的生物，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为了保护地球和其它的生命，残害其它生命的人类是否会像害虫一样被清除？当我们善良的去对待其他生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命运。

 
 
    了解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经济体系后，我们不应该去抱怨任何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造就目前地球危机的人，也只有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挽救命运。我们这一代人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其中一个物种，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为其它生物留下太少，使它们无法生存，甚至现在连自己也岌岌可危了。我们已经不能再污染大气层、毒害海洋、砍伐森林、侵蚀土壤和残害动物了。如果想继续生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改变我们的所作所为，由我们对这个星球家园的利用改为真正的热爱！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作者：白一鹏

 

　　小时候的事儿好像还在昨天，今儿就死到临头了，反正我是不能再抱怨生活了，该得的我都得了，不该得的我也得了。今天在座的，细说起来都不能算操蛋，最不靠谱的也没不靠谱到哪去。屡次被人爱过，也屡次爱过别人，到头了还得说自己不知珍重，辜负了许多盛情和美意，有得罪过的，暗地与我结怨的，本人在此也一并以死相抵了，活着是种修行，李香山此生修行，到这就划一句号了，十分惭愧报告大家，李香山此生修行，没修出什么好歹来，他太忙了，忙挣钱，忙喝酒，忙着闹感情危机，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怕(死)，像走夜路，敲黑门，你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踏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于生，这是今天早上我女儿川川告诉我的，只会生活是一种残缺，说的真好，谢谢你川川，很抱歉给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不能好好陪你，也请你转告妈妈，很抱歉，这辈子没让她生活的痛快点，给她添堵了。感谢各位装点陪衬了我的一生，今天又送了我一程，你们的善，你们的好，我都记下了，都拷进脑子里了，我将带着这些记忆，走过火葬场，我没了，这些信息还在，随烟散播，和光同尘，作为来世相谢的依据，假如有来世的话。

作者：半瓶哥顿金

1、死亡。

这是非诚勿扰2中的一段台词，尽管整部电影相当的扯淡和缺乏诚意，但这段台词依旧让我觉得象被人左右开弓抽了两记耳光。因为它出自王朔之手，它也只能出自王朔之手，那个曾经在很多年前让我觉得无边空虚的王朔。

我相信王朔借李香山的嘴表达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最终看法。比《永失我爱》时期更平和更厚重也更直白。唯一不变的，只是那句我想死得有尊严。

最近几年我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养成了写遗书的习惯，每次出门玩户外都会在衣柜里留个信封，内容大同小异，表达对一些人的感谢和对另一些人的抱歉，还有银行卡的密码。每次须尾俱全或者伤痕累累的回来，再找出来撕掉。

沈从文说他行过很多的路,走过很多座的桥,看过很多次的云,喝过很多的好酒,却只遇到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这话让我羡慕到吐血。路桥云酒，除此再无求。

其实我爬了很多的山，选了很多棵树，都是那种矗立在峰顶的亚热带高大落叶乔木，挺拔笔直树冠饱满，脚下要么是万顷云海要么是大江东流。

我不想象李香山那样最终栖身在一个花盆里，所以哪天我嘎嘣一下死了，希望我的朋友能想辙把我埋在山顶埋到树下，让我的过往我的思想我的灵魂以及我体内的无机物质溶进那棵树的年轮枝桠和叶片，无论风吹雨打还是风刀霜剑，我都乐意。

在此向我的朋友们说声谢谢，未来的某一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届时你们会在我家某个角落找到一只U盘，里边有很详细的电子地图，地点很多而且还会陆续添加，不用费心挑选，依我一贯的风格，抽签丢骰子扔鞋蒙上眼睛射飞镖都行。记得埋完我往树根浇两瓶酒，作为回报，我保证不在夜里吓唬人玩。

2、信仰

梁笑笑告诉秦奋，秦奋又转告李香山，活着是种修行。这句话我琢磨了三天也没参透最终极为泄气的放弃了。我是个无神论者，尤其是最近看了大量的宗教书籍之后愈发坚定。但没有宗教信仰不代表我没有信仰。只是我至今都说不清我信仰的那玩意到底长什么模样三围多少脸上动没动过刀。

当初从四川回来我号称信仰生命，无分贵贱一律平等。后来我发觉这么说的确装B。我爱很多人但我没法爱所有人，所以我常常有赤膊上阵亲手掐死某个某些人渣的冲动，估计人家也想掐死我。后来我假装很淡定假装很超脱的假装自己站在一个跟道德和智商有关的制高点上，顾盼自雄睥睨众生，以NB的姿态SB的内核绝世独立。从这个层面讲，中华铅笔应该请我做考试专用铅笔的形象代言。

非要把那点东西说明白的话，我现在只希望自己能活得不那么焦虑猥琐和复杂。我想象孩子一样没心没肺，我想像老人一样无欲无求，我想像藏獒一样因为脑容量小所以执着痴迷于同一事物，我想象大肠杆菌一样不挑不捡有什么吃什么每小时分裂好几十次。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有点类似犬儒主义，从病毒学的角度看这属于寄生原核生物异养兼性厌氧型，从现当代人类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属于痴心妄想悲观厌世，从构建和谐社会拉动GDP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整死另一部分人的角度看，每天先批判再枪毙然后鞭尸各15分钟都不足以平民愤。

要不我换个更直白的说法，我就想活得简单点SB呵呵的，尽量少给爱我的人添堵，尽量让他们更开心或者不闹心，然后绝口不提我爱的人。

我不惦记着拯救谁渡化谁成全谁，我只想竭尽所能让自己傻乐也让别人傻乐，我希望我对所有人的生命历程能也只能起到一个作用，点缀。

3、对比

我17岁的时候空虚叛逆，看所有能找到的小说，然后抽烟喝酒打群架，阳光明媚的下午旷课去打电子游戏泡录像厅，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能遭遇什么充满了兴奋。

我27岁的时候斗志昂扬，不再看书，忙着在官场角力勾心斗角并乐此不疲，买了生平第一套房绞尽脑汁的装修，以为前程远大一望无际，觉得生活是本主旋律电视连续剧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尾，无非中间途生枝节终究无碍大局。

我37岁的时候发现生活就是薛定谔那只装了猫的箱子，每次打开要么是惊喜要么是尸体。这一年里我完成了生平难度最高的一次远足，看了差不多30本书，两只胳膊加一块先后缝了20多针，写了一个至今没完成的小说，喝了大约100斤国产白酒和四分之一吨啤酒，最重要的是发觉自己变了，不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不管劈面而来的是狗屎还是蜜糖，我都接着。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38了，不知该庆祝还是哀悼。我舔着脸自认为行过很多的路,走过很多座的桥,看过很多次的云,喝过很多的好酒。我负责任的说屡次被人爱过，也屡次爱过别人，自己不知珍重，辜负了许多盛情和美意。

我由衷地盼望自己的过往和未来都能随烟散播，和光同尘，Gone with the wind，象唐朝乐队唱的那样，飘来飘去没有尽头，飘来飘去没有尽头。

4、祝福

不用祝我生日快乐了。祝我明天能好好喝一顿，认真醉一场吧。

也祝你，你们，都好。

干杯！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7a1c70100nvqw.html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这完全是自找的烦恼。

农民陈凯旋因为擅自跑到温家宝总理跟前反映灾情，受到当地政府的恐吓，最终决定贱卖自己开在镇上的商铺，回家种田。

他知道一个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但先前传为美谈的重庆熊大姐、河南收割机手等故事鼓励了他，他想续写这个领袖与民众一家亲的传奇系列。

他知道必须开动脑筋才能挤到总理身边，他埋伏在车队必经之路附近，等候机会。在只有三米远的地方，他的心脏噗噗跳动，就要见到日理万机的老人家了——只要往前一冲，就能进入总理视线了，也同时进入历史了，因为那么多摄像机镜头对着总理，那是一个产生新闻的地方。

他冲上去了。

对总理说什么？这不是问题。真话，实话，是亲民总理爱听的。他能说什么实话呢？眼前发生的塌陷堵在心里，不吐不快啊。于是，他说了。总理还要他带路去现场确认事实。于是，他成了向导。直径六十米深三十米的大坑，就这样被全中国看见了。

那是一条民生的伤口，尚未列入官员的优先考虑项。车队本来是要走另一条路的，他把问题带到面前，等于让领导人窥破了伤口。他操了不该操的心。

在习惯现场办公的总理面前，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但他这一告，凸显了地方官员的慢与惰，冷漠与无能。在告御状的时候，他忽视了或根本没感觉到身后拽自己衣服的那只硬手——你越位进球，裁判掏出了红牌。

他很兴奋。但很快就后悔了。

可以说，是周围人的议论让他后悔。紧接着是发自内心的害怕。

在总理与百姓之间，横亘着一道看不见的铜墙铁壁。前来陪同的欢迎的群众，核验了再核验；参观的地方，布置了再布置。说话者说什么，都有提示或板书，自发性的情况绝对是意外——如果是为当地政府申请不便启齿的好处，另当别论。如果一个视线之外的人贸然闯进来，那是政治事故。

总理临时停车，跟田间农民聊天，这是他想打破地方封锁的技巧。但估计能在车队路过附近劳作出现的，也都是地方放心的百姓。

按捺不住的犯规者成就了一出亲民喜剧。当视察无趣之际，这个不请自来的违规者成了新闻的救星，一个被媒体需要的道具。

有人感激有人恨。因为他让一些事情得到了解决，让某些人升官，让某些人倒霉——而倒霉的方式和程度都难以掌控，这才是招致官员嫉恨的根源。

高官与百姓之间，看似只有一层旅行车玻璃，甚或座谈会圆桌那么一截，但实际上，地方官员们和安保们连空气都能阻断。他们要制造一个安全干净的视察时空，导演一出反复排练的折子戏：一次按预定行程完成的例行公事，符合规定的主题，没有横杈斜枝，过滤过的土地和人民，符合三一律的台词和动作。

简单、流畅、默契，美好得令人生疑。即兴演出，其实也在导演的考虑范围内，他甚至安排好了演员，为的是满足某些官员“亲民”喜好。一场连意外都被纳入计划的视察，完全具有超现实主义的魔幻效果。但可以预期，凡是超出导演安排的内容，一定会被毫不留情地剪裁干净。

告状农民消失后，总理问：“我的那个向导呢？” 不会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导演正在试图删除这一段节外生枝的亲民交流。

带着“幸福和兴奋”回家的陈凯旋，有过短暂的美妙时光。他甚至在成群到来的乡亲们的赞扬声里沉醉了片刻：“陈凯旋把总理带到现场了，问题一定会很快解决。”

但无意间的一句话，让他突然就陷入了恐惧之中：“不对啊，你这是给政府惹麻烦了，你要小心些。”当晚七点钟左右，一名在政府工作的亲戚建议他出去躲躲。

他周边的人们一下就嗅出了危险的气味。他的突发性表现，让亲友担忧。在官员安排的既定程序之外，你蹦出来了，你就得承担全部后果。媒体和总理或许能让你逞一时之快，做几天明星，但往后的日子，还得你自己过。你面对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眼前的改变只是话语上的，当不了真。地方政府拥有收拾一切利益相关者的绝对权力。

所以，在官府来临之前，他已经忐忑不安地做好了逃亡的准备。他没有做悲剧主人公的情怀。

他想起了身后那只硬手。在他向总理反映问题和带路去看大坑的途中，曾先后两次有人在身后拽自己的衣服。在总理视察塌陷现场时，又有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低声对他说，你把总理带到这里，今后你没好日子过。还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凑过来说了同样的话。

当晚，镇上流传说，派出所要抓陈凯旋。

夜里近十二点，菜店门被敲得叮咚响。他透过窗户看到，敲门人正是镇上的官员，旁边还停着一辆小车。妻子楼上楼下地走，眼泪汪汪，说“你看你这闲事管的”。来者敲门不止。陈凯旋借道邻居家的楼梯跑了。

这一跑就是三天。三天里一切似乎又有了变化。

十天后，位于塌陷区的村民获悉，新的受灾补偿标准即将推出了。陈凯旋却要离开镇子了。

在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里，一个小官吏因为打喷嚏，溅到高官身上而被活活吓死。湖南宁乡的这条汉子因为一次拦轿上访，就贱卖了自己开在镇上的菜铺，尽管亏了五万元，但他感觉像是赚了。他算过帐：如果不识相，官员要找麻烦，可以把自己罚得倾家荡产。

但他想把头缩回龟壳里去的想法却不免有点太天真了。

媒体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新闻人物，他们要让他吐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似乎农村的真相都在他腹中发酵。他只能回避，甚至可以用仓皇逃离来形容了。他怕自己不小心又说出什么得罪人的话来。

更有趣的在于，在有冤难诉的百姓眼里，他变成了个上达天听的管道，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面对递过来的“上诉状”，他不知如何是好。

陈凯旋不明白，他的行为其实就是“另类上访”。前两天，网上风传该省一位拆迁办官员——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在日记上白纸黑字写道：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对当地官员来说，陈凯旋是一个麻烦，因为总理或许还会惦记与自己握过手的下层百姓，甚至来个回访。这个天真的农民让他们不自在。眼下，还得带上笑容抚慰他，层层下达亲近安抚指示，让他正常过日子。但陈凯旋自己明白，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

陈凯旋是“凯旋”了一回，但却是颇叫他后怕的凯旋。你把自己像楔子一样打入官场滑溜溜的平面上，难免不孤独、寂寞，甚至害怕。

几天之后，毗邻的湖北省发生了一件怪事。该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副厅级）夫人被打。光天化日之下，在省政府门前，六条身着便服的彪形大汉将其暴打一顿，全身百余处受伤。执行公务的是专门阻止群众上访的“信访专干”，公安方面的解释是“误打”。这实际上是一个多年为女儿医疗纠纷奔波的准上访者的遭遇：不管你有多大的后台，只要你“捣乱”，伺候你的有足够利害的打手——他们都是正式警察，身强力壮，埋伏于政府要害部门门前，一声令下，便可制服想跟政府讲理的任何人。

相比之下，陈凯旋拦轿告状承受的后果，已经算很轻的了。

总理在哪儿，诱惑就在哪儿。人们从亲民传奇里所能感受到的乐趣已经接近阈值了。一个个传奇创造者被改变的生活及命运，才是这个时代的本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如有建议和意见，请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网友评论：2010-07-30 16:14:09xuyin66 来自四川省德阳市

与作者一样，作者归纳的以“反智、愚民和好战”为特征的 “商鞅主义”我是不赞成的，也不适合用来治理今天的中国。商鞅新政的中央集权和穷兵黩武，是与当时的诸侯争霸，不胜则亡的严酷、竞争激烈政治军事战时环境相适应的，是适合当时战争环境的强国之道。汉匈对决的时代，汉武大帝不也是成功的中央集权、穷兵黩武才武装中国，最终痛击匈奴，打出了国人的尊严吗？繁荣的南宋不是向北方游牧民族进贡苟且偷生吗？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商鞅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和平年代，“反智、愚民和好战”为特征的 “商鞅主义”不再适用。反而容易被后代专制、暴政的统治阶级所仿效而祸害民众。“商鞅主义”仅仅是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手段而已，不再具有历史意义。
但商鞅变法所体现出的“改革、法治、平等、打击豪强“的“商鞅精神”依旧熠熠生辉，为今人留下了丰厚在政治遗产。商鞅本人却是一个伟大、无畏的政治家、改革者。首先，他能精励图治，不因循守旧，大力变革，改革创新；其次，大力推行法治理念，在那个年代能够提出并且大力推行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制大于人治的制度治理理念；再次，铁腕治吏，勇敢打击权贵强豪。最终使秦国国强民富。这才是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或者说是“商鞅精神”。

2010-07-27 16:42:54　来源: 经济观察报(北京)

《经济观察报》社论

“中产”是一个很具有诱惑性的字眼。对个人而言，“中产”意味着生活已经衣食无忧，心态平和，跻身于社会的主流阶层;对一个社会而言，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即是和谐的“橄榄型社会”，进入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状态。

我们所处的社会无疑正向这个“橄榄型”目标接近。最近有一好一坏的消息。好消息是，据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超过了23%的全国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比例，北京已经成为准中产社会。坏消息是，在这540万人中，其中68.5%中下层中产阶级成为“房奴”、“车奴”。

依据这两个数据，很多分析人士表示担忧：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下流社会。“下流社会”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提出者是日本人三浦展。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由于各方面的竞争和压力，这个群体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而甘于平庸，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向下的拉力。

对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担忧是全世界都共同关注的话题。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出现的 “iPod一代”，这个自然不是苹果iPod播放器，而是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的缩写。提出该名词的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与 “iPod一代”如出一辙。而且我们的问题更显严重——我们并非从高处的下流，而是在更低起点上的停步不前，我们并非在走向下流社会途中，而是一直就在下流社会中。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断言。从国际经验来看，是否中产有几个判断标准，并非仅仅就收入一项指标。标准之一就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保证相对衣食无忧的生活;之二有稳定的保障;之三就是心态比较平和，心理比较保守，高度认同主流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秩序，有公共精神。

我们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收入增长却与GDP的高增幅不相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增幅超过了民众收入的增幅，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流入了企业和政府的腰包。

我们的中产者有稳定的保障吗?这恰恰是我们焦虑的病因。对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我们正在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担忧，即使有车有房，我们为此支付的代价是绝对“贫困化”，还完月供，我们不得不量入而出。
我们心态平和吗?当这个社会对投机者、欺骗者等给予高回报时，当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到处充满了不信任时，心态平和自然无从谈起，公共精神的培养也只是一句空话。

现在的共识是，中产阶层是社会“减震器”，如果这个阶层过小或者分化，那最终将形成一个M型社会(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强烈动荡，而避免这个风险的做法就是政府加快分配收入改革，还富于民;提供更有效和更全面的社会保障，继续培育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只有中产阶层扩大，我们这个社会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日前，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研结果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诚信的缺乏。作为对诚实守信在道德上的约束，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缺乏契约精神，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诚信的主因。

人与人之间缺乏契约：社会结构与小农经济所致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流动不像今天一样频繁。

小农经济缺乏交换，有交换才会有契约   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 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约。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的取决于社会如何构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约。 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契约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在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契约和守信自然让位于生存。从另一个方面讲，契约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为其他目的是可以抛弃的。这在“即便饿死船员也不动所运货物”的西方简直无法想象。

人与国家之间缺乏契约：重“礼”而不重“约”

“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

契约本质在于平等，但封建社会中人与国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人与人的交往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契约精神的要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按照西方契约理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开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民众之间缺乏立约的思想和实际行动。民众与皇权的关系被一种“君君臣臣”的礼教所规范，而非契约。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伦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约社会的平等基础不具备。 国家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   古代社会用于规范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古代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恰恰说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而社会认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征，在动物界被称为“头羊效应”，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以及处理民与官之间的关系时带头不遵守规则，有组织的破坏契约。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

古代国家运作缺乏契约：上行下效

田忌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 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

田忌赛马是破坏契约和规则的典型   田忌赛马传颂千古，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但其实，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违背了二人所约定的上等马对上等马的规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代官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正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诸葛亮破坏吴蜀盟约，私取南郡   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到处都是，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但这项策略最终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 封建社会的国家“失信”导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会中上述例子层出不穷，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带头不守信用，违背契约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社会文化心态一切以官场为“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而按照“破窗理论”，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则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封建国家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事实上，中国历史传统中并不乏契约因素，但离契约文明还很远。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缺乏契约的传统被凸显，诚信危机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