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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芝加哥禁枪令违宪，并且扩大了保障公民持枪自由的宪法条款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美国公民在各州都有权持枪。
司法票决的比例或多或少的折射出美国人对待枪支的复杂心态。微弱多数的司法票决既代表了主流民意的走向，也反映出不同立场的争论态势。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一个国家深厚的文化观念和法律传统。

反禁枪广告：解除武装！让警察来保护你……

枪曾是为“暴政”时刻准备着的反抗手段   美国人视枪如生命般重要，恰是为了抵抗暴力。早在独立战争时，争取自由的美国人就懂得，公民持枪是对抗暴政、捍卫公民权的最后依仗。用鲜血换来自由的建国先驱们，深刻认识到“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之重要性。而没枪怎么推翻暴政？所以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专门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权利法案》第二条）。这对政府和常备军及警察是一种时时存在和处处存在的强有力的最终的监管力量。   尽管已经有宪法条文明确了公民的各项自由，但在美国人心里，这些都还不足以保证一个政府不会变坏。因此，个人拥有枪支武器，是保卫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如今，持枪是安全的保障，也是对宪法传统的坚持   时过境迁，今天的美国早已脱离了政府暴政的危险，持枪的实际作用也确实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更多的时候是对自身和家人安全的防范。美国曾出现坐在轮椅上不能走动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用手枪击毙歹徒，也有六岁的小孩持枪击倒歹徙的奇迹。而当美国的校园治安不好时，不少父母就赶紧送枪给住校的女儿防身。   现在美国人这种权利的维护，与其说是在维护持枪权本身，不如说是在维护“老祖宗”制定的宪法。事实上，第二条修正案成为美国枪支管制立法中无法绕过的“栅栏”，不少次关于枪支立法的讨论最终在第二条宪法修正案的争论声中陷入僵局。目前枪在美国更多的是一种自卫，或者爱好，与建国时的立法初衷相去甚远。但反对枪支管理的人仍然在坚持，更多的是对宪法传统的坚持。

美国反禁枪广告：武装：人民挥舞这个标志，解除武装：受害者佩戴这个标志。 反禁枪广告：自卫权就在你手中，还是在停在甜甜圈店边上的那部车里？ 反禁枪广告：有责任感的父母会保护他们的子女，你呢？

“禁枪”绕不开的暗礁：枪支多寡与犯罪率关系并不明确   美国每年有三万多人死于枪击事件，禁枪立法运动基于这样一个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理论，即社会上流动枪支愈多，死于枪击事件的人就愈多。但这个显而易见的理论却很难经得住推敲。研究表明，社会上枪支多寡与犯罪率的关系并不明确。   华盛顿曾经实行了32年之久的禁枪令，谋杀率非但未减反而明显增加。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愈是严格禁枪的地区，犯罪率居然愈高。2007年哈佛法律与公共政策杂志研究报告发现，世界上人均枪支最多的七个国家，年谋杀率是十万分之一点二；而人均枪支最少的九个国家中，年谋杀率却是十万分之四点四。不过，这些统计也不能证明严格禁枪或人均拥枪率同犯罪率增高何为因果。由于无法在理论与实际上证明民众拥枪率高导致犯罪率增加，禁枪运动积极分子长期来便力图说明宪法并未规定普通美国人都有权拥有枪支。 拥枪派的软肋：是“人民”还是“民兵”   在禁枪派苦于找不到事实根据的时候，拥枪派赖以为生的宪法条文也模糊不清，充满争议。在拥枪派中，势力最大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坚持反对禁枪。该组织自1871年于美国成立，是美国最古老并持续活跃的民权组织，拥有400多万名会员，被称为是美国最强大的非政府机构组织，掌握大量选票和游说资源。   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对个人拥枪权规定如下：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枪支)的权利不得侵犯。   过去两百多年来，美国人一直未弄明白，宪法第二修正案这段含糊文字中所指的“人民”，究竟是指普遍意义上的人民，还是特指前文所提保障各州自由安全不受联邦侵犯的州府“民兵”。这就给禁枪运动以口实，该运动称自己并不反对纪律良好的民兵持有枪支，但反对全民持枪而不加管理。 两派争论的是管制与否而非禁止与否   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枪支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美国，对于枪支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于如何管理，而不是禁止。在美国大约有4成左右的民众支持枪械管制，但是绝大多数反对禁枪。2004年特里竞选总统时播放的竞选广告是“抗枪打猎”，但特里其实是20年如一日投票支持管制的，但他从不说禁枪。   美国主张枪支管制的人各式各样，却几乎没有人要求法律彻底杜绝私有枪支，他们的各种立法建议旨在控制什么人可以买枪、对武器和武器拥有人实行注册、设立更严格的取得手枪的训练标准、以及对公民个人可拥有的武器种类给予限制。所以，大部分“禁枪”的舆论也只是在呼吁为枪支管制“立法”，而非彻底禁枪。 最高法历史性判决：“人民”有权持枪，管制违宪   面对百年来的争议，拥有最终裁判权的美国最高法院却仍然坚持法律的消极性，不主动介入。直到2003年，在华盛顿为联邦法院办公楼站岗的安全官迪克•赫勒对这项禁令提出质疑，将哥伦比亚特区告上法院。2007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同意受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禁手枪令是否违宪法一案。这是最高法院近70年来第一次审理类似案件。   这次，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首次对于个人是否有权拥有枪支作出了明确裁决。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票裁决，第二修正案的持有和携带枪支权，是泛指所有的美国人(重罪犯和精神病人除外)，为此华盛顿地区近乎全面禁手枪案违反了宪法。最高法院一槌定音，全面禁枪此路走不通。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格利亚撰写的多数意见书指出：本次裁决并非给拥枪权开了一张绝对的空白支票，不能被看作是与长期以来的立场相对立，即重罪犯和精神病患不得拥枪；在敏感地区如学校和政府大楼不得携枪；以及贩卖武器时必须遵守法律。

反禁枪广告：枪口下出和平。

第一批移民依赖枪在北美新大陆立足   枪支在美国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人为情感因素。当“五月花号”到达北美大陆的时候，第一批移民面临的是一片蛮荒的陆地和四处游荡的野兽。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依靠了先进的武器，美国的先民们才在与野兽和印第安土著的斗争中存活下来。而之后的西部拓荒，枪支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使美国的疆域从大西洋西岸一直延伸至太平洋东岸，横跨北美大陆，大大拓展了美国的地理空间。   “人人有枪”的民兵组织使美国独立   美国人民对于武器的推崇在独立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加强。此前，各州基本上都没有常备的正规军。这源于美国先民对于常备军的怀疑和恐惧。他们认为由政府控制的常备军会成为压制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工具。而在英国1688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第六条便明确规定：“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而美国联邦军队即使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也不许干涉州事务，除非受到州政府邀请）   因此，反抗英国的暴政压迫的重任便落在由持有武器的民众组成的民兵肩上。也正是这些民兵，在华盛顿将军的带领下，经过八年的斗争，将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去，最终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因此，当1789年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由国会议员提出时，“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被自然而然的写入其中。

赵映林 选自《温故》（之九） 

一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建国后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

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二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胡适确实很有眼光。可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胡适的这段评介、赞扬，无疑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与鼓舞。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即使如后来名声响彻云霄的李大钊、鲁迅也是不能及的。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1949年后为了迎合需要，大陆在五十年代狠批胡适时，不惜移花接木，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头上，公开否认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此举正应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此任意对历史事件进行剪裁，正是后来及 “文革” 把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各类篡改历史的滥觞。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不过，胡适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最终走向了势不两立。

三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说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变异，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胡适还进一步说，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完全是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胡适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这两样东西，如果了解得适当，运用得适当，都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1935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我）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从而不惜登峰造极，剑走偏锋。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的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中共的武装斗争的。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的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从主观上说，胡适很想把国民政府引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实现“民治”。当然，这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并非意味着胡适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作为胡适来说，也许是两相权衡，取其一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将憋在心中的这股气发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这以此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四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大陆批胡适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

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肖伯纳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华

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亨利·大卫·梭罗

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 “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埃里克·弗罗姆

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印度甘地

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在任何时代，爱国主义者都是傻子。”——亚历山大·蒲柏

“当整个国家大声叫嚣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不得不探究他们手掌的洁净和心灵的纯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爱国主义在美国是容易理解的。意思是通过留心你的国家，留心你自己。”——卡尔文·柯立芝

“爱国主义是一种真实的责任感。民族主义则是一直在自己的粪堆上喔喔叫的傻公鸡。”——理查德·爱尔丁顿

“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寻麻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2010-06-26 09:27:5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山西平遥古城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对于该县各行政部门来说，这个文化遗产却是一项负担，他们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来自各处的公务旅游客人。最多的时候，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由此，该县损失门票1200多万元。这还是小事，各部门还需要倒贴钱：为客人提供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吃、住及礼品。

平遥县各个部门的公务接待苦恼，反映了当今一些基层政府真实处境。这里所说的基层政府是指县、县级市和乡镇级政府。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两级政府属于“亲民之官”，也即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政府。而这两级政府在整个政府架构中地位低，也让优良治理困难重重。

基层政府依赖上级

从平遥推及开，在现有的政府间体系中，高层级政府的权力是制定法律与政策，执行的责任基本上落到县和乡镇政府肩上。因而，高层级政府的权力是抽象的、广泛的，责任却相对概括；与此相反，基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责任却是十分广泛而明晰的。

上级政府根据这些广泛的责任来考核、监督基层政府，各部门都会要求基层政府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资源，来执行自己的决定，完成自己布置的任务。

这些年来，上级政府陆续施加给县和乡镇政府的“一票否决”项目，就达到数十种。面对这些“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不少基层政府疲于应付。

在这些自上而下的广泛的监督权面前，基层政府官员就显得比较软弱。基层政府官员为了升迁，需要尽最大努力给上级政府留下良好印象，各个部门也需要尽最大努力博取上级对口部门的好感。

对于“上面”的人，基层政府必须好生招待，而不敢轻慢。公务旅游招待就成为基层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事务。所有地方官都在抱怨迎来送往的麻烦，但所有地方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

对于公事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财权的分配也不利于基层政府。

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首先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当时的分税制方案没有明确省与地市、地市与所辖区县、县与乡镇这四级政府之间的税权分配原则，正式的分税制方案背后的权力配置原则开始发挥作用：省级及省级以下政府纷纷效仿分税制，对下级政府实施“省级内部分税制”。

简而言之，上级政府从下级政府那里拿走稳定的、重要的主体税种，给下级政府留下分散的、不稳定的税种。这样，到了县、乡镇两级政府，就只是少许小税种。农业税取消后，乡镇的税收收入变得更少。

财政是政治的本质所在。税收分成越到基层越少。在经济相对不甚发达的地区，政府财政只能维持在“吃饭财政”的水平上。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债务和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有专家估计，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大体是40%的财权60%的事权，其中20%的差额就依靠转移支付来平衡。实际数字恐怕更大，统计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为7733亿元，2006年为9557.2亿元，2007年则达到13991亿元，这还不包括省一级政府对其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这些数字表明，在财政上，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在不断强化。

转移支付存在缺陷

专项拨款范围十分宽广，覆盖了几乎所有预算支出科目，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

不少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在各地区间的分配，都缺乏必要制度约束，分配过程随意性较大，客观性较差。

也就是说，上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转移支付的对象、规模，拥有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这样的财政制度下，基层政府能否获得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否获得更多转移支付，就要看地方的游说能力。由此就导致了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现象。

上至省政府下至县政府，乃至县的某些重要部门，纷纷在北京设立“驻京办”。这些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就是了解各个部门的转移支付信息，编织关系网络，争取项目和资金。同样，各县、有些乡镇也在省城设立驻省办，从事几乎同样的工作。

为了获取资源，基层政府如此花费巨大成本主动向上运动，那么，当上面的官员来到本地，基层政府官员当然也会热情招待。

应给基层更多权力

回顾中国历史，在宋元之前，地方治理受到高度重视。最典型者是汉代，《汉书·循吏传》记载：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处所谓二千石是指郡守，按照汉代的官制，他的品级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长官——九卿——相同。

这样的精神也向下延伸及县官。县的长官为县令或县长，秩千石或六百石，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副手相当。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因而非常重视郡守的人选。

到元代，地方官的权威下跌，中央官员与地方官的品级差别迅速拉大。明清时代，县级官员跌到七品，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悬隔天地，成为所谓“芝麻官”。

如果资源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监督也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在这样的结构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等级，处于权力基层的乡镇与县这两级政府，当然就被置于最为不利的地位。基层官员在上面所有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疲于奔命。

而这种架构，让民众无法享受到优良治理。社会治理是好是坏，取决于基层政府是否有效地、合法地执行法律和政策，取决于基层官员如何对待民众，能否有效地供应公共品。因为，最底层的官员是“亲民之官”，只有他们与民众直接打交道。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感受。

引导基层更关注民意

如果基层政府地位低，基层官员压力巨大，不可能造就出优良治理秩序，民众对基层政府不大可能有好印象。

原因很多，举例说明：上级向基层政府压下各种考核指标，基层政府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没有办法逐个认真执行。当某个部门加大压力，基层政府被迫严格执行。为此，不得不采取超常规办法，比如发动“执法运动”。

在此过程中，民众权利当然会受到忽视，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一些“一票否决”制度迫使基层政府进行一次又一次运动式执法活动，导致民怨。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向民众供应最基本的公共品。上级政府尽管安排诸多转移支付，但未必切合本地民众对公共品最为迫切的需要。这样，在民众眼里，基层政府只有强制，没有服务，冷酷无情。

不能说，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官员素质低下。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制度塑造的。基层官员行政乖戾、形象不佳的根源还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

其中一项缺陷就是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与它们所享有的权力不相称，基层官员的工作的重要性与它们的地位不相称。

权力架构上部的多重压力聚集于他们身上，他们的行为不可能不变形。他们的心态容易发生某种扭曲，转过身来，会把自己的压力、怨愤宣泄到比自己更为弱小的普通民众身上。

要解决平遥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升基层官员的地位、权威。提升的办法，不是某些地方实行的官员“高配”，提升官员的级别，而是扩充目前我们国家的基层自治制度，在目前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基础上，给予基层更大的治理权力，加强公众的参与和监督，让基层官员更多关注当地民众的想法、态度。这样，获得一定权威的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将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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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获得的中部某地级市的审计结果是：“2004年至2006年度，在基本经费支出中的招待费，分别占同期公用支出的31%、9%和11%；在项目经费支出中的招待费，分别占同期公用支出的30%、30%和25%。”

(本文来源：新京报 )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麦难民”——麦当劳难民，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 

四月二十日深夜，天钥桥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正在打磕睡的一名男子。 

四月二十日凌晨，天钥桥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两名男子靠在桌椅上睡去。 

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2010年3月，一次偶发的杀人事件，让“麦难民”浮出水面，随即陷入被指责的境地。 

实习记者_王丹阳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凌晨4时许，18岁的孙隆（化名）睡眼惺忪地走出网吧，在那里，他已经呆了15个小时。 

网吧就在他工作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里。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孙隆，隔条街道，就到了天钥桥路，那里有家24小时麦当劳快餐店。他打算买两个汉堡填饱肚子，然后再往前走个200米，到一家肯德基24小时店小憩到天亮。和这家麦当劳相比，那里有皮座椅，睡觉更舒服些。 

点餐时，孙隆的身后传来一句呵斥：“起来！不能躺下睡的！”在寂静的午夜，这句话让孙隆不自觉地转过头来。他看到两名中年男子支着身子，横躺在一排圆形转椅上睡觉，一名年轻的男店员正叫他们坐起来。此时，正是麦当劳早餐准备时间。这一幕，在同样以快餐店为家的孙隆看来，再熟悉不过。 

但是，就在他吞下一个汉堡的工夫，被打断睡梦的那名男子，与男店员发生了争吵，双方扬言“要出去单挑”，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让孙隆没想到的是，该男子从屁股后袋里抽出一把刀，向男店员砍去。被刺伤的男店员，旋即瘫倒在地。而该男子回到自己座位后，拿起黑色牛津包，把刀装进包里，夺门而去。被吓坏了的孙隆，躲进厕所里，报了警。 

这一天是2010年3月19日。下午，上海《新民晚报》等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个命案。根据媒体报道，被害的麦当劳员工叫李锋，1987年出生，上海金山区兴塔镇人。这是个勤劳而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晚上10点到翌早6时，就到麦当劳打夜工补贴家用。 

在治安一向良好的上海，出现这样的命案，算是一件大事。在上海著名本地网站“宽带山”上，上海人与YP（外来人口）之间的口水战因此爆发。 

受惊后的孙隆，走出麦当劳，加入到徐家汇庞大的上班人群，如一滴小水滴，投入汪洋大海。在这个上海最繁荣的商业区，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间，孙隆时常觉得，这里上班族的脚步，比村里人走路还快上好几步。 

孙隆在美罗城地下一层的“大食代”美食广场，受雇于一家广东煲仔饭食铺。他每日站在摊位电脑前收银，派单到厨房，工作8小时，每月薪水1300元。虽然包吃住，但是他并不喜欢那间局促的住房，隐藏在美罗城边一条窄巷子里，还得挤进七八个人。 

孙隆出生于青海边陲一个回寨，10岁那年，因为在学校打群架，害怕父母责骂的他，从家里偷拿了1000元，带了两个同学离家出走。8年来，他去过福建、浙江，因为仰慕《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今年年初，他来到了上海，来了后才知道，“哪有许文强和遍地黄金，原来《上海滩》拍的是旧上海。” 

最初，孙隆选择在厨房过夜，但是厨房的水龙头，也跟他作怪，淋了他一身。好在还有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那里有跟他一样付不起房租的人，那里每晚有约定俗成的茶话会，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这群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超廉价宿舍的城市贫民，有一个同一标签——麦当劳难民。这个人群最初在美国快餐店出现。2007年，日本人特地为此取了一个新名词“McRefugees”——麦难民。2006年9月，麦当劳在中国推出第一批24小时餐厅。同年12月，北京一家媒体发表报道，称北京24小时麦当劳餐厅，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之家。 

天钥桥路123号 

作为上海著名商业网点的徐家汇，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店依次而立，不下十几家。 

事后，美罗城肯德基店的一位清洁女工，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杀害李峰的犯罪嫌疑人身影，心有余悸。她认出了这个持刀者，当晚准备在店里留宿，因为打烊才被她赶了出去。这家肯德基与事发麦当劳同处天钥桥路路口，隔街相望。 

对于在此过夜，事发麦当劳的陆姓店长说，麦当劳“并没有允许，也没有不允许”。而在这一带的24小时快餐店中，众所周知，留宿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因为那里有沙发，我们这儿都是硬凳子。冬天时，他们甚至卷着铺盖进去。” 

每当夜深人静，天钥桥路123号犹如一个小型铁路候车室。在此度过长夜的，除了情侣和附近ＫＴV尽兴后的年轻人，多数是与顾客身份无关的“麦难民”。 

这是个弱关系群体。每晚10点后，他们陆续汇集在此，行头是一个书包或一个马夹袋，甚至什么都没有。他们一般坐在与服务台相距最远的地方，从来不叫一杯饮料。他们消遣的，有自带的武侠小说、证券与成功学书籍，或是客人留下的报纸。午夜之后，困倦的他们分散到餐厅每个角落。在有隔板的沙发包厢内，枕着书本或报纸，趴在圆桌上，甚至躺在座椅上睡觉。 

孙隆在这里，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熟人圈。 

白天，他们散兵游勇般地在徐家汇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里游走，工作大多是一天一结的兼职：美罗城百脑汇前的广告派发员、餐厅清洁工、星级酒店宴会兼职侍应，临时演员，保安，演艺公司的掮客，甚至是组织街道献血的血头…… 

天黑后，他们围作一桌，谈论动辄两三万的房价，嬉笑着何时能买得起房，但他们更爱的还是研究彩票走势，这是他们在上海暴富最不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会讨论天亮后去哪儿工作，相互传递附近的招工信息，但是，同样的身世，让他们敏感地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去深入探听对方的底细。时而旧人离开，继而新人补进，始终保持着十人左右的动态平衡。 

在天钥桥路123号，他们与那些店员，如分属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店员们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 

有女工在他们聚集的窗边角落发现满地瓜子壳，气愤问是谁吃的，他们嬉笑着不置可否。当然，也有人会向店员表示友善，比如孙隆。他看见女工要换垃圾袋，便主动上前帮忙拖出垃圾箱。他是留宿者中既活跃又讲义气的一个，曾对从青海一同逃出的两个通行者讲，“只要你哪天找到我，我再穷总给你一口饭。” 

保安，是这些“麦难民”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人。每晚9点到翌早7时，天钥桥路123号里的保安都要巡逻。孙隆们经常在睡梦里被扰醒。 

“坐起来睡，脚放下来。”这是25岁的保安师继高，在午夜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整晚都在按既定路程转悠，唯恐有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让肯德基的营业形象受损，每月1500元的薪水让他丝毫不敢松懈。 

在孙隆看来，在这个高物质化的城市，师继高和自己一样，是可怜的打工者，排外的上海人眼里的外来者。 

今年年初，师继高从甘肃定西到达上海火车站，刚一出站便碰到浦东一家保安公司在招工。他成了这家肯德基店的正式保安，也是他立足这个城市的立身之本。 

凌晨二三点是人最困时候，也是师继高一天工作的攻坚阶段，那时留宿者时常多达三四十个。师继高会提醒每个留宿者将自己的包看好，有时碰上留宿者之间打架，他也会前来劝阻。 

久之，这些麦难民们与师继高混到很熟，彼此甚至攀比起薪水来。孙隆的同伴张东杰，时常调侃师继高赚得并不一定比自己多。但是，这样的攀谈，并没有换得网开一面，师继高仍然会把他们叫醒。这让张东杰感叹他的一本正经同时，更觉得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

上海梦

“我对这里的东西闻都不闻。”

23岁的徐州小伙张东杰，几乎尝试过一切徐家汇兼职工种。他出入过“连上海人都很少去”的五星级酒店，为在他看来是大人物的来宾服务。虽是短期兼职侍应，张东杰却能将酒店提供的服装穿得仪表堂堂，完事后，还能吃顿酒店员工餐，洗个澡。

相比孙隆，这个城市，对于大学肄业生张东杰来说，更为宽容，也拥有更多的机会。

张东杰本是哈尔滨一航空学院物流系学生，大二时，他发现生财牟利才是人生要旨所在，选择了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这个大舞台，为他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财路：做掮客。他为街道找献血者，为会展中心找“小蜜蜂”，为电影找临时演员。

有经纪公司让他找模特，张东杰找到了6个大学生，每个模特他提成150元。在深夜的“卧谈会”上，他会对“难友们”说：“我们在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走台，多少人去过那种地方？”语气多少带点炫耀。

对于月赚四五千的张东杰来说，租房根本不是问题。事实上，他也和人在闵行郊区每月花400块合租了一间村屋。但是，为了方便来回于徐家汇，他每天还是带个马夹袋，装着衣物和牙刷夜宿肯德基。衣服是他第二天的行头，视工种而定，比如高级酒店就得正装，而组织人拍街头广告则只需便装。

跟张东杰不同，祖籍山西临汾的杜龙龙唯一的落脚点是肯德基。有时傍晚，他和张东杰各携一个即食饭盒来到肯德基聚餐，不禁焦灼起未来。他已厌恶了这样游击式的工作与生活。从武校毕业后，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但是现实是，他只能在太原骑着脚踏车运煤气，300块的月薪还时常被拖欠。

春节时，杜龙龙跑遍了徐家汇各大酒店的宴会，可现在正是宴会淡季。见识过上流社会图景的他，不甘心做一般小饭店的服务生。但如今，他想通了，只要是工作，再苦都能干。他乞求师继高能帮他介绍到肯德基里工作，但是没有健康证；前段时间听说浦东机场物流招装卸工，他立即坐地铁二号线去浦东，下了终点站却发现浦东机场还远着，只能折回。

在上海漂泊了6年的他，会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很自卑。“有时想还是死了算了”，他眼中放光地说出这几个字。

3月28日，为迎接世博会，修饰一新的外滩揭幕。杜龙龙和张东杰一起跑去看热闹的开幕式。在人墙外，虽然只能瞄到一两眼盛况，但足以让他激动不已。回来后，他自豪地说，“在大上海，刘翔和韩正我们也看到的”，但随即又黯然感叹，“算了，花花世界也见过了，就回去吧。”上海，对这些挣扎在低层的外来城市贫民来说，终究是一个外表光鲜而难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见过了世面，就不想回去了。回去只能种田，找个老婆过一辈子，不甘心。”杜龙龙说。而保安师继高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要五年内在上海挣够结婚的钱，不管届时是否有对象都要回去。

张东杰和孙隆，还打算在这个城市呆下去。

他们时常光顾美罗城四楼的书店。张东杰翻阅很多现代诗人的诗，他的兴趣是写诗和散文，曾写下《秋思》，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

阿隆也去那儿看高中语文书，“字都认识，就是连成句子看不懂意思了。”说到那改变他一生的祸端，不无懊恼，“想想家里像我这个年龄的小孩还在念书”。 一米五高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却充满着江湖气。他至今对家乡“一望无垠的草甸”和“很会玩耍的同伴”记忆犹新，有时会一啧嘴说：“终有一天会回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警察和记者

3月29日，杀害李锋的犯罪嫌疑人杨志在山西太原落网，他在一家酒店桑拿房散座上被找到。关于凶手的信息，上海各媒体只是发布了简单的通稿。上海警方决定对外封锁一切消息，一位孙姓警员告诉记者，“凶手的精神不太正常。”

麦当劳公司将李峰家属从金山接来，安排到一家市内酒店入住，共同协商善后及抚慰标准。麦当劳公关部负责人刘晓霖说，“希望媒体与麦当劳一起配合市委宣传部的文件，确保世博能顺利平安地召开。”刘晓霖同时表示，只要是夜间营业场所，都存在留宿者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麦当劳凶案是个罕见的偶发事件。

杜龙龙声称认识杨志。他说，“（杨志）有时候来肯德基，但他脑子有问题”，但杜龙龙始终不肯透露更多的细节。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锋曾扬言单挑时，亢奋了起来：“他死得活该”。

张东杰在为死者扼腕的同时，同时断定他一定是态度不端正。他的一个生存法则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多管闲事，否则必遭不测。就比如这个肯德基小生态群，“黑的白的，穷的富的都有，只有管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才是处世上策”。在徐家汇，他曾目睹半路抢劫，最后选择了“管好自己的嘴”。

在命案发生后，徐家汇警方加强了夜间巡逻。每天凌晨1点左右，警员会来到快餐店，盘查留宿者的身份。杜龙龙身上携带三张身份证，有两张是捡的，会出示哪张给警察，完全凭他高兴。“今天我是杜龙龙，明天我是杨英英”。 杜龙龙说。

而强烈的尊严感告诉张东杰，警方必须出示警官证，这是“最简单最起码的道理，都是正常的人，没有人是傻子”。现在记者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某日，杜龙龙在盛怒下轰走了两名上海某媒体的记者，“再拍砸你相机。”

现在，对于孙隆、张东杰他们来说，他们的行动仍将不离徐家汇，麦当劳杀人事件只是多了一个谈资，偶尔会彼此开玩笑，说：“警察来了，记者来了”，随即一片欢腾嬉笑。

在世博会前的那天清晨6时，醒来的留宿者排队等待盥洗。当天，张东杰的计划是外出洗个澡，买件衣服；而杜龙龙下定决心要在这天办好健康证，之后去麦当劳应聘服务员。

他们一起走出肯德基，两手空空地荡向天钥桥路路口。那时，成片的玻璃幕墙大楼在雾中显得飘渺，只有美罗城前的那块LED屏幕，炫目地告诉他们，世博会来了。

【编者按】鲁迅说得好：要看一个人是真是假，只要把他各个时间说的话，跟他从前说的话，拿出来对比一下，就原形毕露了（大意如此）。孔夫子也教导我们：“听其言，观其行，人焉搜哉？”

    两年来，有关余秋雨的“诈捐门”议论纷纷，还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回头寻踪一下吧。余秋雨半年前把他的4个博客都关闭了，目的何在呢？ 但是，过去的脚印儿，抹得掉吗？下面是听风聒耳整理的史迹。看看余秋雨怎样不断创造谎言雷语，怎样“用新的谎言去证实过去的谎言不是谎言”？

   这给我们探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提供了难得的真相史料。谢谢余秋雨！让我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这就是余秋雨大师对于“大文化”的最大贡献。

    —————————————————————

       最近，停笔7年的余秋雨之最新长篇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99网上书城联合推出。本来已淡出人们视野的余秋雨，又一次成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翻了一下余秋雨的大作，觉得其中的一段真正耐人寻味。

    “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50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捐建图书馆的事，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20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后来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我等不到了》283——284页）。
      “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这么神秘莫测啊？……“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神而又神，神说鬼话！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这算是老余对所谓的“诈捐门”又一次正式的回应吧！ 不过，老余的灾区捐款咋又变成50万了？

    自欺欺人吗？除了再一次欺骗你自己意外，你连小孩儿都骗不了！    记得当时的余秋雨可不是这样说的呢！上网查了一下，果然云里雾里，扑朔迷离 ——

2009年6月11日的脚印儿

    余秋雨助手金克林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余秋雨当时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而非图书。对于萧夏林呼吁让余秋雨出示相关部门收据，以及所捐单位名称、地址等方面的请求，金克林表示“还是等到图书馆建好了，大家看图书馆不是更好吗？”。

    （2009年6月11日京华时报记者卜昌伟采访：《余秋雨被指假捐款20万续：助手称其所捐为版税》）

2009年6月10日的脚印儿
    看看，当初可说金克林很清楚啊！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版税。

     “昨天余秋雨私人秘书金克林对本报表示，余秋雨确实捐了20万，而且是他一个人捐的，九久公司只是代为联系安排，与这笔钱没有关系。‘事实上，这笔钱是余先生在九久公司里所出版图书的版税，既然是余先生的版税，那当然应算余秋雨的个人捐款’。金克林说，所谓‘余秋雨借名捐款’存属谣言”。（2009年6月10日上海青年报《余秋雨回应假捐款事件称捐建图书馆9月启用》）

      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地编造谣言——谎言？

      是你们自己。      余秋雨私人秘书金克林说：余秋雨确实捐了20万，而且是他一个人捐的，九久公司只是代为联系安排。现在看，余秋雨揭发了当时的金克林完全是不知内情的漫天瞎说哈。      这笔捐款到底是20万，还是50万？ 

    带着满腹疑问继续查了一下，结果发现：

2008年5月15日的脚印儿

             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在一起（见余秋雨腾讯博客） 

    余秋雨  发表于2008年05月15日  15:20  阅读(86812)  评论(1654)
    分类：个人日记   举报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99网上书城“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赈灾声明：
    1、上海九久读书人、99网上书城名誉董事长余秋雨、董事长黄育海率全体员工共同集资60,000元人民币，已捐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帐户，为灾区人民贡献一份爱心。
    2、99网上书城已预备3000册图书（总价值略等于100,000元人民币），在救灾结束后将捐给本次震灾中的受难学校，支持灾后重建工作，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3、99网上书城在名誉董事长余秋雨先生牵头下，将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本次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地区捐助建立一所“99•秋雨希望小学”。

    呀，原来是99网上书城在名誉董事长余秋雨先生“牵头”下捐建一所“99•秋雨希望小学”。而且，捐助人是 99网上书城而非余秋雨本人，老余不过一牵头人而已。

     4、自2008年5月15日12:00起，99网上书城将从每个网站订单中捐出1元钱，放入“汶川震灾专门帐户”，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地区捐助再建立一所“99•书友希望小学” （约需200,000元人民币），所有作出过贡献的会员名单将会制作成册永远放置在学校里。（99网上书城将会定期公布帐户信息）
    大家共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汇流成川，共渡难关！
   （99网上书城“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赈灾专题链接          http://www.99read.com/subject/0805/daonian.aspx   ）

    啊，原来，99网上书城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还要再建立一所“99•书友希望小学”。

    就这样一路查下去，想不到，有趣的发现纷至沓来：

2008年5月23日的脚印儿

                    就捐款答记者问（见余秋雨腾讯博客）    余秋雨    发表于2008年05月23日 10:36  阅读(583837)  评论(4255)
    分类：个人日记   举报     记者：余秋雨教授，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您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据我们所知，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很多大企业家，包括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房地产商人的个人捐款都没有您多！但是，您对这件事情又十分低调，还是九久读书网站顺便透露了消息。我们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的想法。您以前也做过不少这样的捐助吗？
    余秋雨：也做过一点。华东大水灾那年，我把《山居笔记》的全部稿费捐了。但是杯水车薪，只是稍稍表达自己对他人灾难的态度而已。平日，我和马兰陆续资助了山东、云南、湖南等省份的几批贫困学生，他们每年都寄来一叠叠成绩单，这让我们很高兴，但总是觉得力量有限，做得太少。
    记者：与别人相比，算是不少了。
    余秋雨：也还是太少。马兰这几天一直说，要去义演几场，来增加捐助。她已经向红十字会报名，过些日子还要在四川灾区做义工。我对她说，可以先去做义工，不急于义演，因为能义演的内容不适合现在的全国气氛。捐助的事要细水长流，今年我还有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籍》出版，应该会有不少稿费，到时候再捐。
    记者：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和著名作家，您的这种做法，是否想起到示范作用？
    余秋雨：不，不。做这些事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完全没有号召他人的意思。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有不少文化人心底善良，但经济拮据，不能强求。我稿费多一点，是读者对我的鼓励。但是，读者的鼓励也是一种“人文对话”，我必须把这种“人文对话”延续下去，而不能停止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另外，帮助别人，救助苦难，是我和马兰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情感默契。做这样的事，成了家庭的一种精神习惯，每次都会增进心灵沟通。这种心灵沟通当然又与受灾的民众紧紧相连，这十天来，我们日日夜夜坐在电视机前眼泪不断。与巨大的灾难相比，与军人、武警、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相比，我们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越来越感到惭愧，因此马兰下决心去灾区。

  
    天啊，余秋雨充满感情地信誓旦旦：明明是老余本人的20万捐款诶，而且早在2008年5月23日前就已经捐出去了。

2009年6月17日的脚印儿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说，余秋雨去年地震后公开表示，希望能在都江堰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去年6月初，他来到都江堰，向都江堰党政主要领导和文化部门主要负责人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介绍，都江堰教育局建议余秋雨将本来想捐的20万元捐款改成装备三所学校图书馆，得到余秋雨的认可。经过多次洽谈，双方进一步达成了“君子协定”：三所学校由都江堰教育局负责提供，每所学校一万册图书由余秋雨负责落实资金，九久公司负责配送图书。近日，都江堰教育局选择了蒲阳小学、李冰中学、都江堰外国语学校实验学校这三所学校作为余秋雨捐赠图书的学校。今年“5•12”地震周年期间，余秋雨再次来到都江堰，再次敲定“秋雨图书馆”援捐事宜，三校每校一万册图书，实际价值超过20万元。    因为校舍尚在修建中，据肖融透露，余秋雨援捐的三万册图书将在9月1日开学前运至都江堰，到时三所学校将举行捐赠仪式，以庆祝“秋雨图书馆”的设立。（2009-06-17 都江堰快报《余秋雨捐赠灾区三学校图书馆真相调查》）

    看看，据刚刚上任的（不可能知道从前真相的）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介绍，人家老余的捐助又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超过20万元的三万册图书了！可叹，这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后——2009年的6月17日了。

    老余啊，您2008年5月份就吹嘘的那20万捐款在哪里呢？    请问余秋雨：从捐建希望小学到20万捐款，又到50万捐款再到3万册图书，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一个又一个自相矛盾的豪言壮语，究竟是如何瞎编出来的？

     余秋雨、金克林、黄育海、肖融，你们三男一女四个所串演的台词怎么对不上号呢？这文明剧的脚本怎么胡乱瞎编出来的呢？究竟谁在撒谎，还是你们四个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总而言之一句话，余秋雨，让人怎么相信你？！

　　今天看21世纪，一个人名恍惚又跃动眼前，是他，他还没死啊—汤敏！——“教育产业化之父”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通缩压力时，汤敏正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他当时给中央的建议是，大学扩招是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可行之策。此议被当时的决策层所采纳。

“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汤敏的建议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是在1998年。

那年他回国探亲，发现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学，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着钱不愿意去消费，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启动内需。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认为，居民教育投资是当时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会去买彩电买汽车，但是让孩子上大学肯定会投入的，于是他们就建议大学扩招。此建议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

很多人把“大学扩招”跟“教育产业化”联系起来，就有人把汤敏称作“教育产业化之父”。

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9月4日《新京报》）

汤敏先生说，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其实，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教育。如果把上述词语替换一下，这句话就变成了应该对免费教育实现完全免费。一句同义反复的话要由专家作为建议提出来，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汤先生提议对高校贫困生免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过这个问题要是认真讨论起来远非这么简单。实际上，身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因为被视为“教育产业化”的提出者而受到很多指责。1998年，汤敏先生提出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七年过去了，我们回顾一下汤先生所提建议的“丰硕成果”：大学扩招的同时，学费高涨，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质量滑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教返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新闻时有耳闻。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在这种背景下，汤先生又提议高校贫困生应该免费。实际上，这与汤先生当初所提建议是南辕北辙的。免除学费又怎么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呢？这恰恰说明了当初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这可能就是汤先生改弦易辙的原因所在了。

平心而论，千夫所指的“教育产业化”并不是魔鬼，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化的主体是谁。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产业化教育通常指的是那些由社会投资的教育，政府投入的教育则是义务教育和半义务教育的。我们这里，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立学校却成了教育高收费的主力军。政府以产业化的名义减少投入，学校以产业化的名义大肆收费，专家的建议起到了“为虎作伥”的效果。

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财力日益雄厚的今天，大学贫困生的问题却愈演愈烈，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其实，大学贫困生免费只是问题的皮毛，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反思“教育产业化”？政府的教育投入到位了吗？培养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为什么在教育质量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学费反而越来越高？学生的学费和财政的拨款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教学上，又有多少是被高校内的贪污腐化、奢侈浪费吞噬掉了？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减免学费也好，助学贷款也罢，贫困生的难题都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无可回避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像汤敏先生“扩招”这样错误的决策建议，不仅有，而且不少。本来，正如邓公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中国人没有经验，外国人也没有经验，是一种艰难的探索，错误是难免的。

问题是在错误发生以后的态度。当教育部官员都发出“高校学费不能再涨了”这样沉痛的声音后，当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不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时，当一桩桩父母因为无法负担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血案都活生生地放在我们面前时，当几乎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反思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时，汤先生却还在措词强硬地为扩招和高校教育收费辩护，这就让人感到多少有些费解了。

中国没有专家，中国也不需要这种专门拍国家马屁，伤害人民的家伙！

引者按：2008年，全国高校大学毕业生达到610万，相比于1998年的100万这个数字，是很让人吃惊的，因为大学如此的扩张速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绝无先例，反而只有我们中国！2008、2009年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一个不铮的事实显现出来，那就是我们十年前的举措是有些唐突了，拿一个民族的未来做赌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等同于农民工时，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什么可称是的？我们不反对大学教育为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做贡献，但是大学教育是能完全引入市场经济的事物吗？公共权力和市场资源配置结合产生的后果大家都知道，说到底一句话，国民经济增长点非要在大学教育上寻求突破吗？我所知道的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大学名片已光辉不再，我们曾经所憧憬的未来变得那么模糊！是时候反思大学扩招，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了。

认为错了的人说，因为扩招，让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高级人才明显过剩了。汤敏反驳的大意是，扩招没错，我国的大学生的比例跟其他很多国家比都很低，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好处。

这个话题曾经争得不亦乐乎，各有各的道理。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理论，扩招后的“受害者”自有他们的难处和苦楚。曾有被扩招上大学的学生说，看了双方的争论，更加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对提出大学扩招建议后的态势，汤敏他们也感到出乎意料，他说，“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是不是决策者用歪了他们的建议？汤敏说，“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开放。”

虽然一直被人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但是这个“父亲”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是做父亲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扩招建议是1998年提出来的，教育产业化在1996年到1997年都一直在炒。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参与”。

汤敏还辩解说，“我肯定知道在1998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些人可能也没错，你要是具体看他们的论文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跟你讲怎么赚钱，你看这就叫产业化。任何人，只要是去严肃地思考问题，不管是学者还是什么人，他一定言之有理。”

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9月4日《新京报》）

汤敏先生说，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其实，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教育。如果把上述词语替换一下，这句话就变成了应该对免费教育实现完全免费。一句同义反复的话要由专家作为建议提出来，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汤先生提议对高校贫困生免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过这个问题要是认真讨论起来远非这么简单。实际上，身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因为被视为“教育产业化”的提出者而受到很多指责。1998年，汤敏先生提出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七年过去了，我们回顾一下汤先生所提建议的“丰硕成果”：大学扩招的同时，学费高涨，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质量滑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教返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新闻时有耳闻。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在这种背景下，汤先生又提议高校贫困生应该免费。实际上，这与汤先生当初所提建议是南辕北辙的。免除学费又怎么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呢？这恰恰说明了当初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这可能就是汤先生改弦易辙的原因所在了。

平心而论，千夫所指的“教育产业化”并不是魔鬼，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化的主体是谁。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产业化教育通常指的是那些由社会投资的教育，政府投入的教育则是义务教育和半义务教育的。我们这里，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立学校却成了教育高收费的主力军。政府以产业化的名义减少投入，学校以产业化的名义大肆收费，专家的建议起到了“为虎作伥”的效果。

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财力日益雄厚的今天，大学贫困生的问题却愈演愈烈，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其实，大学贫困生免费只是问题的皮毛，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反思“教育产业化”？政府的教育投入到位了吗？培养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为什么在教育质量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学费反而越来越高？学生的学费和财政的拨款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教学上，又有多少是被高校内的贪污腐化、奢侈浪费吞噬掉了？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减免学费也好，助学贷款也罢，贫困生的难题都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专家谈99年高校扩招真正原因

在班主任培训课上，高校的教育专家谈到99年高校扩招的原因时，这样分析：

“受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家急需拉动内需，搞活经济。如何拉动内需，国家有关部门经过调查显示，老百姓肯掏腰包的，有三大消费：一是住房；二是教育；三是婚丧。”

从99年开始，中国开始掀起房地产热；从99年开始，高校开始扩招。正如这次有关专家承认的那样：99年高校扩招是国家“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本来国家鉴于宏观形式的需要，计划扩招22万，但为了“解决经济因境”，临时又决定将指标扩大到48%！

教育的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像中国这样，将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从历史到现实，应该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了。现在回想当年有教育部官员提出教育产业化，一点都不奇怪了。

在有些人眼里，中国的教育并不是什么独立发展的事业，而是拉动消费的举措。中国现代的教育有点像古代妓女或者小妾，不是具备独立人格的人，而是满足一些人某种需要的工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老百姓的口袋是党的牵挂”，估计又有人在打教育的主意了。可是前车之鉴，99年开始扩招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消除，饮鸩止渴的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今年10月份教育部跳出来承认99年扩招太急，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形势下，突然冒出这么个新闻，绝不是偶然。

国家出于拉动内需的要求，是否在近一两年内出台什么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也是不得而知的。如果有，当愿教育部将来不要再出来承认什么错误。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奥巴马在即将上任之际，给2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写下了这封信。这封信，后来发表在美国大观杂志（Parade Magazine）。
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一个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有146名二奶的中国贪官。他给儿子的写了的信，被称为官场“金科玉律”。
奥巴马给女儿的信：梦想不受限制 无事不能成就
亲爱的玛莉亚和莎夏：
我知道这2年你们俩随我一路竞选都有过不少乐子，野餐、游行、逛州博览会，吃了各种或许我和你妈不该让你们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们俩和***日子，有时候并不惬意。新来的小狗虽然令你们兴奋，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我明白这2年我错过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们说说为何我决定带领我们一家走上这趟旅程。
发掘潜能挑战自我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生活就该绕着我转：我如何在这世上得心应手，成功立业，得到我想要的。后来，你们俩进入了我的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奇、淘气和微笑，总能填满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谱写的伟大计划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很快便发现，我在你们生命中看到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而我也同时体认到，如果我不能确保你们此生能够拥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一切机会，我自己的生命也没多大价值。总而言之，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我要让你们俩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我要让所有儿童都在能够发掘他们潜能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要能挑战他们，激励他们，并灌输他们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们有机会上大学，那怕他们的父母并不富有。而且，我要他们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还附带健康保险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陪孩子、并且能带着尊严退休的工作。
责任伴随权利而来
我要大家向发现的极限挑战，让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改善我们生活、使这个行星更干净更安全的新科技和发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际界限挑战，跨越使我们看不到对方长处的种族、地域、性别和宗教藩篱。有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战场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确保师出有名，我们尽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与他人的争执，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个孩子都明白，这些勇敢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捍卫的福祉是无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伟大特权之际，重责大任也随之而来。
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2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交给孩子们的责任，每过一代，美国就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具慈悲心坚持理想
我希望你们俩都愿接下这个工作，看到不对的事要想办法改正，努力帮助别人获得你们有过的机会。这并非只因国家给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你们也当有所回馈，虽然你们的确有这个义务，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唯有在把你的马车套在更大的东西上时，你才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潜能有多大。
这些是我想要让你们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梦想不受限制、无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长大，长成具慈悲心、坚持理想，能帮忙打造这样一个世界的女性。我要每个孩子都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梦想、成长、发展。这就是我带领我们一家展开这趟大冒险的原因。
我深以你俩为荣，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爱你们，在我们准备一同在白宫开始新生活之际，我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的忍耐、沉稳、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爱你们的老爹
徐其耀给儿子的信：为官的原则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 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传统武术在攻防技术中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从功法上看，传统武术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

梅惠志第一次真正接触泰拳是在1990年。当时，作为北京武术散打队的首任总教练，他带队参加刚刚设立的京港搏击会，虽然带去的都是当时的国家级顶级散打高手，但那一次中国散打惨败于泰拳。

“没办法，我一看到泰拳用肘用膝，就只好丢毛巾。”梅惠志说，当时，北京武术散打队第一次出国，根本不懂什么是自由搏击，对泰拳的膝肘攻击很不适应。“与泰拳硬碰硬，我们根本打不过，拳脚打在对手身上，跟打在皮球上一样。而当时我们的队员抗击打能力比较差，挨上两三下膝肘就不行了。”

此次惨败之后，梅惠志等人才把泰拳的录像拿回来反复研究。“泰拳非常硬朗，主要使用边腿和膝肘。他们的记分主要是以击倒而定的，所以踢你时一下是一下，你的重拳他们根本就不躲。但我们的散手没人家能挨打，散打只有发挥摔法的优势才有取胜的机会。”梅惠志说。

不久前泰拳拳王放言要秒杀中国功夫，无论是否炒作，让人们再次审视声名在外而又难以捉摸的中国功夫，如果站上擂台，竞技力究竟几何？

散打为何难敌泰拳

梅惠志是北京市散打运动的创办者。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国际式摔跤教练，他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的协助下，开始练习散打。

练习散打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武术套路表演走向了世界，并获得国际好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外国的武术爱好者来到中国，都想与“中国功夫”较量较量。尤其是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上映之后，中国功夫实战能力如何，成为一个亟待证明的焦点。

“那个时候来挑战的国外武术爱好者，很多都由我来对付。”梅惠志说。但来较量的一般都不是职业搏击手，由摔跤转为散打的职业运动员梅惠志完全能够应付得来。“在1990年第一次带队参加京港搏击会之前，我们对世界上的整体搏击状态并不了解。”

其实，中国功夫与泰拳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显示，从1921年开始，中国功夫就在向泰拳发起攻击。但除了1922年，由流亡泰国，本有武功，并拜华裔泰拳宗师为师的李德与泰拳手打平之外，其余皆遭惨败。

而1958年至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和台湾组织的数次中国功夫与泰拳的比赛，也仅有一场平局，其余都告失败，而且败得相当惨，最短的一局仅坚持了20秒。

但近几年，散打所代表的中国功夫在与泰拳的对抗中，却出现了赢多输少的局面。“双方研究规则，泰拳可以用肘膝，我们可以用摔法，做好针对性练习，赢面比较大。”梅惠志说。

不过，近几年的中泰对抗赛，中国散打的成绩受到了不少武术爱好者的质疑。人们在有限的中泰对抗录像中，以及各种中泰对抗赛中国散打大获全胜的消息中，对泰拳手的来历及资质并没有多少了解。

相对来讲，为众多搏击爱好者所熟知的泰拳王播求与中国散打冠军孙涛的对抗，更像一次上规格的对决。在这次比赛中，播求很顺利地拿下了孙涛。这个结局似乎并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从双方的简历可以看出，作为职业泰拳手，播求在日本最知名的站立综合搏击赛事K-1上风靡全球，其成绩是170战，155胜；而作为中国体制内的运动员，孙涛的比赛次数只有24战。

民间并无武功高手

虽然，从中国功夫与泰拳的对抗历史中，中国传统武术的成绩还不如散打来的好看，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真正的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是在民间，在传统拳术中。虽然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密境，有神仙般的武林高手存在。

“虽然存在民间有高手这一说法，但民间拳手的水平并不高。与散打相比，基本没有对抗性。”梅惠志说，他曾经会过许多民间高手，“很多都坚持不到十秒八秒。”

而在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过散手试点，当时来自民间的参赛拳手有上百人，包含了八卦、太极、大成等等拳种。“但比赛刚开始没两天，一看进入半决赛的选手，都是练习散打的了。”梅惠志说。

民间武术大多没有经过对抗训练，一上擂台就“不管练习什么拳，最后都成了王八拳”。对抗起来根本没有反应，挨上两下就不打了。

“有一位练习八卦掌的，比赛开始了，他还在那转圈子，被我们的队员追上去，踢了两脚，就不打了。”梅惠志说。那一次，最后冠军都被体校队员拿下。

1987年，梅惠志带队参加武当山全国武术擂台赛，这一次的场面比北京的散手试点更加热闹，赛场上有扮成武松模样的，还有和尚、老道⋯⋯比赛前表演，架势挺吓人。有人一掌把木板中的铁钉子拍了出来，可一上台打擂，那人只挨了一脚，自己就跳下擂台了。

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自己爬上擂台要求比赛，当地组织者要求他先报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敢留名，打完了再说”，并自称已经“毫无欲念，不吃荤腥”。看到这种情形，梅惠志专门交代队员不要踢第二脚，因为第一脚把人踢倒，第二脚必然会踢头，这样会导致这些没有任何对抗训练的对手直接休克。

对于民间有没有高手，著名武术家赵道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一个常识：“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消息闭塞，交流不便，物质贫乏，隐士们如何能启发悟性，拓展眼界，避免徒劳创作呢?又怎样能通过大量‘见手’来交流技术，衡量自己？否则，又是怎么知道他们技高一筹，掌握精髓呢？生活问题怎样解决，营养哪里补给，资金、器具谁来提供？如果自食其力，花大量精力安排衣食住行，训练效果怎能提高？”

而在梅惠志看来，传统武术主要是训练方法和意识的落后，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多是说招说手，平时几无实战训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方边腿踢你，散手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要先做一个云手，动作好看，但对方早就踢到你了。我们同他们交流时，分出胜负也就一个照面，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迎击。”

传统武术缺乏对抗训练导致了许多悲剧。1987年，在一次两省警察的集训中，某省一名练习传统武术的警察与另一省份练习散打的警察对练，结果因为前者从未做过对抗训练，在被摔起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意识与技巧，头部直接坠地，导致死亡。

中国武术极度缺乏技击性

“但传统武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传统武术也是一拳一脚。”中国武术院社会组副主任刘普雷说。

作为格斗技术的武术本来就是打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除了在影视剧中，我们很少看到中国武术与外界的对决，那么中国武术的技击性到底如何？

民间武术家赵道新认为，中国武术最大的骗局就是具有所谓的“技击性”。虽然传统武术有些技法还是包含着较高的技击性和潜在技击性，但赵道新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极度缺乏技击性。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在赵道新看来，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而套路与篮球、游泳、登山一样只是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却不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从根本上说称不上是技击训练。

从打法上看，传统武术在攻防技术中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传统武术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

实际上，从民国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武术的套路对招一直在进行着理想主义的尝试。“2003年我还亲自参与过这种尝试。”刘普雷说。当时，散打王节目在湖南卫视火爆上演，四川的几位武术爱好者找到刘普雷，希望能够录制一些对招的节目。

“在他们的想象中，仍然还是那种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黑虎掏心。”刘普雷说，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练习散打之前，他就参与过这样的试验，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你想啊，就像治病一样，怎么可能是开好了方子等病人呢。”

但四川的那几位武术爱好者很固执，找到了一位喜好武术的企业家赞助，还找了四川省套路队帮忙，按照这种套路对打的方式进行，结果可想而知。“拿不出手！”赞助该项目的企业家对刘普雷说。

相反，因为那些练习套路的孩子并没有经过技击训练，反而很容易受伤。“尤其是小关节之类的，动不动就会受伤。”刘普雷说。而这相对于现代搏击来说，无疑是没有任何技击性的。

但刘普雷并不认为中国武术的竞技能力在国际上就毫无竞争力。他更加相信是规则原因，对竞技结果有直接影响。

梅惠志也是同样的观点。“如果双方约定在相同的规则下进行三个月的训练，然后再进行对抗的话，胜负难料，反正是有得一打。”

而在本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对中国功夫竞技水平最悲观的说法来自一位在国外学习柔术、到中国创办竞技俱乐部的华人。他认为以当前中国武术的竞技水平，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日美水平。

国际拳坛为何不见中国选手

既然中国武术的竞技水平在国际上并不落下风，为什么在诸如UFC、PIRDE、F—1等国际顶级的搏击赛事上，见不到中国选手的影子？

“这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全运会体制，我们的精力没放在外出竞技上面，而要打F—1必须要长时间的竞技训练。”刘普雷说。

1998年年底，刘普雷曾经带队去过K—1现场，当时主要是带套路队去做串场表演，其中还带了两位散打运动员做现场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去K—1现场，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一个擂台赛能做成那个样子。”刘普雷回忆说，六万多人的现场，灯火辉煌，壮观极了。

接触过K—1之后的中国散打选手曾经低调参加过这个比赛，但结果并不理想。不过，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实际上中国的散打运动员都比较想参加诸如K—1的国际顶级格斗赛事，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是为了高额的奖金。

但是，作为国家运动员的中国散打高手并不自由。首先从身份与资质上来讲，专业散打队是行政性的，全运会的体制需要这些运动员全力以赴打好国内的比赛；而在技术实力上，我们的打点打分的比赛体制，并不适应F—1。参加F—1的拳手都是为了高额奖金，“人家是挣钱来的，打起来很拼命。”刘普雷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教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搏击手说。国内的全运会体制使得职业教练以及运动员都必须围着全运会使劲，对于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去国外顶级搏击赛事交流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输不起”，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现代性质武术俱乐部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艰难起步状态，要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搏击手，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路程。但好在中国武术协会对于俱乐部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刘普雷说。

俱乐部的建设不仅能够极大地活跃中国的搏击市场，还能够拓展职业运动员的就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再感叹“国外的搏击手都是明星，国内的搏击手都是保安”的尴尬现状。■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王开)